□ 范 勇

历史的至暗时刻，文人的艺术佳期。合上王川先生的《黄公望传》，这个想法由是而生。某种意义上，黄公望的艺术成就，是历史的选择。

元代的文人是迷茫的，他们承受着失国之痛和精神无托的双重打击。王川先生是这样评价的：

“元代的文人有与世不同的苦闷：中国的文人无论出世或入世，在潜意识里都具有一种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不管当局者需要不需要，都自视具有一点大丈夫的责任感。然而在元代，文人被践踏到社会的最底层，发现自己以往所自恃的一切都已成为灰烬，他们根本不可能用他们的知识去拯救于水火之中的国家和民众。”

元代的文人在出世和入世，行道与守道之间挣扎。

黄公望虽出生于南宋，但仅过十一年，南宋便为蒙元所灭，所以，黄公望的一生，几乎与元朝的国祚同庚。“少年时的他触目所见，皆是蒙古兵”，而且，“失怙、过继、失国三件事，接踵而至”。所以，作者说：“一个在异族统治的社会最底层的孩子，还是个没有父爱的少年，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幸福”。在这样的环境和境遇中，黄公望靠自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并有“神童”之称。

古代，特别是中古以前的中国人，国家和民族意识尚未完全形成，文人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为圭臬，国灭之殇固然撕心裂肺，但更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入仕为功名，更为行道。然而，入元以后，马背上的统治者，其最初的行政治理逻辑却是线性而简单的：官员的甄选都限定在贵族、勋臣的体系内，世袭和荫补是选官的主流方式。开科纳仕既麻烦，又会削弱贵族的权利。这个状况直到1315年才有所改变。

王川先生说：“元朝取消科举制度，这就等于从根本上阉割了他们在文化上的命根”。其实，对元代文人而言，他们身处一个至暗的时代，在心理上和精神上何尝不是“阉人”呢？

然而，大多数像黄公望这样的元初儒生，并没有因为国灭而心生“隐身首阳，不食周粟”的死节之志，相反，他们积极入仕，这固然有养家活口, 蓄妻养子的想法，但儒家思想终究是原生的动力。事实上，终元一朝，真正抱定守节之志的文人少之又少。

青年时代的黄公望虽饱读诗书，却入仕无门。立志行道的黄公望另辟蹊径，打算由吏入仕。然而，仕途不通，吏路也充满坎坷。

黄公望首度为吏，因为尊严受辱愤而去职。二度为吏，竟身陷囹圄。出狱后的黄公望感到悲凉和失望，从此“禁绝了仕进之心，无意于官场了。”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既然行道无门，那就安于守道吧。

“一个做官为吏、庸庸碌碌的黄公望已经死亡，艺术家黄公望就此诞生”，在书里，王川先生用这样的话，标注了黄公望人生的分水岭。此时，黄公望已年过半百。

与中国文人传统的归隐方式不一样，黄公望并没有采用避世山林、耕读乡野这类出世的归隐方式，而是采取积极出世的归隐态度，比如，广交名士、现身雅集、投身艺术等方式。当然，我们依然记得，黄公望是位道士。

通常我们认为，以黄老为信仰，定是出世修行者。但我认为道教全真派却非如此。全真派道教心系生民的疾苦，充满入世关怀，这从丘处机不远万里远赴西域，和成吉思汗坐而论道，为民请命，力劝其减少杀戮的事例中可见一斑。在全真褒敞的道袍下，其实藏着真正的儒家的精神。从黄公望平江府开“三教堂”的举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三教堂”，黄公望广招信众，既教授全真派独特的“道、儒、释”三教合一理论，同时也教授信众绘画技法，对他而言，信众亦是门生。黄公望用这样的方式践行着守道之责。

“当时的黄公望，无论在绘画界还是在道教界，都已经声望极高，堪称一代名师了”，作者这样评价彼时的黄公望。

仕途失意，半生坎坷，寄情山水，乡情家山，出家修行，道法自然，所有的境遇和经历，最终融汇成黄公望的艺术底蕴。摛笔挥毫间，他的山水画早已浸润着人生的态度和道家的精神，也因此，中国水墨山水画的面貌为之而改变。这是黄公望的另一种守道。

守道也能守出一片天地，谁能说，这样的守道不是另类的行道呢？

或许出于蒙元统治者的统治信心，或许是草原民族的大开大合性格，也或许出于对江南文人力量的轻视，有元一朝，虽政治、官场、行政体系一片黑暗，但对文人而言却是个友好的假期。统治阶层对文化和思想并无太多管制，更没有康乾时代那种钳制思想，人人自危的文字狱。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文人的艺术沙龙，艺术可以尽情发挥，精神可以尽情宣泄。诗文、戏剧、绘画、造像，这些艺术形式在元代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所以，历史的至暗时刻，是文人的艺术佳期。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梅花梅花满天下，越冷它越开花”。

历史成就了黄公望，黄公望也成就了一段历史。这恐怕也是作者王川先生的立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