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建一

197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之年，也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年。那一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是高考实行全国统一命题考试的第一年。我作为已有8年工龄的青年工人参加了那年的高考。到如今虽然46年过去了，但回想起来，当年参加高考前后的情形还是记忆犹新。

1971年，上了两年初中后，我被分配到和平路上的镇江标准件（车辆）厂里当学徒工。经过3年学徒、数载钻研，逐渐成为一个熟练的机械工人。1978年，四月的一天，厂里突然通知，上午停产两个小时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说是传达上级关于高考的最新文件精神。我们当时感到厂里很重视这个会，因为厂里召开职工大会，从来都是下午下班后才开，很少因要开全厂职工大会而占用上班时间。果然，会上厂领导传达了国家关于1978年高考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精神（1977年未实行全国统考，是各省自己出卷子），讲了重要意义、报名条件、录取方法、考试时间和科目等，并鼓励我们青工积极报考。而最让我们向往的有两条：一是国家规定，凡是参加工作工龄已满5年的，考上大学后可以带工资上学，而且工龄照算；二是厂里为鼓励大家报名参加高考，在考前可放考试复习假15天。于是包括我在内十多位青工都报了名。

1978年的高考也分文理两科，理科要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等5门。因为我们初中两年根本没上过物理、化学等课，只上过“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课，所以只能选考文科。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5门。市教育部门为了帮助考生复习好功课，还举办了各个课程的高考辅导讲座（全部免费），请我市高中教学名师上大课，我们利用厂休听过几次课。记得有一次数学辅导讲座是在河滨公园附近义士路上的镇江建筑公司礼堂，来了好几百人，既有各行各业的青工，也有上山下乡的知青，既有1977年、1978年的高中毕业生，也有很多待业青年，年龄看上去从十七八岁到三十多岁都有。人虽多但全场课堂纪律非常好，除了老师的讲课声外没有其他任何杂音，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至今还令我难忘。严格来讲，当年我们初中毕业时的实际文化程度只能达到小学五六年级的水平。因为十年动乱期间，就没有正常上过多少时间的课。

对知识的渴望、进大学深造的愿望在激励着我们抓紧有限的时间复习迎考，尽自己能力争取考好。那年高考前一段时间天气非常热，晚上家里实在闷热，于是就搬个凳子到家门口的人行道上就着路灯边纳凉边看书复习。高考前的五六月份正是厂里上半年生产任务最紧张的时候，我们一边“大干快上”保质保量做好本职工作，一边抽空在装配台边、机床旁、钳工桌前“研究”数学题（因为数学是我们的弱项）。

那些年的“书荒”使得我们手头别说复习辅导书，就连高中的课本也没有一本。好在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复习应考，国家出版发行了一册《1978年高考考试大纲》，详细列出了各科考试知识点，为我们复习指明了方向。但复习资料奇缺仍是个大难题。就拿语文来说，幸亏自己平时喜欢买书看书，从而弥补了缺少语文复习资料的不足。那时候大市口新华书店里也没有多少书供读者选择，我会利用比较难得的出差的机会逛逛大城市的新华书店。历年买到的《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现代汉语修辞知识》《现代汉语词汇知识》就给我提升语文水平派上了用场。地理科目，在没有课本和复习资料的情况下，之前买到的图文并茂的两本地图册《中国地图册》《世界地图册》便救了急，成了我复习地理的重要“法宝”。

高考是在7月20日至22日，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准考证》，正面是考生信息，反面是6条“考生须知”和日程安排。考前的一天午饭后我到大市口中百二店三楼买了新的文具。考前还通知我们考生熟悉了设在镇江四中的考场，考场在一排排平房教室里。

当年高考社会关注度不高。没有交通管制，没有家长送考，没有禁噪，甚至我父母都不太清楚我参加了高考。天气太热，考场里放了几块大冰块降温，还放了一洗脸盆自来水和毛巾给我们考生解暑用。

高考结束后不多久成绩单就发给我们了，我文科5门总分是319分（满分是500分），记得有4门及格了（每门满分为100分）：政治79.5分、语文77分（后来听说77分在语文科目里是不错的成绩了）、数学21分（虽然数学分数最低，但自己却很满意，因为当年考卷中初中部分的试题我基本上都做对了，毕竟我们没上过高中，初中两年也没正经上过多少课）、历史73分、地理68.5分。原以为会落榜了，毕竟从得知我们可以参加1978年高考到进考场，才3个多月，复习时间确实太紧了一点。

到了8月份，因为厂里一台机床在上海机床厂修理，我和师兄等几人遵照厂领导的指示去上海“见见世面、学学技术”。那时上海机床厂是全国机床生产厂家的“顶流”。那些天，我们住在沪上一个名叫“新疆旅社”的小旅馆里。从旅馆乘公交车到上海机床厂，途中要经过复旦大学，一连好几分钟，车窗外都是复旦大学的围墙，那时才知道大学有多大。一天晚上，我们转乘好几路公交车刚回到旅馆，服务员阿姨就告诉我镇江有长途电话来，要我第二天上午8时到镇江康复医院参加高考体检（当年是分数线出来后再组织体检）。后来知道，体检分数线是300分。于是立马跟同事请好假，赶往火车站。

坐了一夜的火车（慢车），中途停靠了无数的小站，第二天清晨才到镇江，回家稍微歇歇，洗漱一下，赶到康复医院体检。人很多但很有秩序。

体检后还要“政审”。我的“政审”结果是在20年之后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知道的。当年的考生材料全部都收藏在自己的干部（职工）“个人档案材料”袋里，包括5门考试科目经批阅打分的考卷。在“考生登记表”的“政审结论”一栏里，赫然盖着一个长方形的蓝色印章“可入绝密专业”。可惜自己考分不给力，与“绝密专业”无缘了。

多年后才知道，1978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610万人，录取人数40.2万人，录取率7%。

到了当年9月份，录取通知陆续到了，在镇江火柴厂里上班的我弟（下放回城知青）也被录取在“南京医学院镇江分院”（即后来的镇江医学院）。但我体检后一直没有消息。我们在厂里也很忙，生产任务也很重，高考的事就淡忘了。到了当年初冬季节，正在车间里忙活的我被通知到厂政工科取信件，谁知接到一纸录取通知书，是我被扩招并录取到“南京师范学院镇江分院镇江大专班”读书，于是就告别了工友师傅们上学去了。

厂里落实“带薪上学”政策，上学期间每个月的30多元工资一分不少，月月由一位李姓工友带给我，一直发到我毕业分配到镇江市第十三中学当老师那个月，连厂里组织职工包场看电影也没忘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