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 平
上世纪20年代，一些知名人士到镇江西郊的高资车站与桥头车站之间投资与创建蚕种制造场，其中包括三益蚕种制造场（以下简称三益，经理冷遹）；瑞昌蚕种制造场（以下简称瑞昌，经理吴申伯）；永泰第一蚕种制造场（以下简称永泰，经理顾蘅泉），均益蚕种制造场（以下简称均益，经理冷遹等2人）。1949年后，这四个场合并为高资蚕种场，高资蚕种场又由西场（场部）、南场和东场组成。南场为三益和瑞昌所在地；东场为均益所在地；场部为永泰所在地。
无锡薛氏投资的永泰第一蚕种制造场
无锡薛寿萱（清朝外交官薛福成之孙）与妻子荣卓仁于上世纪20年代末在镇江桥头镇投资创建了永泰第一蚕种制造场，后来又在无锡钱桥、荣氏家乡无锡荣巷创建永泰第二、第三蚕种制造场。三场商标均为红永牌。据1937年4月的“江苏建设月刊”刊登的江苏省1936年各蚕种制造场概况一览表，根据其统计数据，位于镇江桥头镇的永泰第一蚕种制造场有蚕室、贮桑室、上蔟室等各种建筑，总共有211间房。显微镜13台、桑树田700亩、冷库一座，政府规定生长最大蚁量为6299。在当时江苏省108所蚕种制造场中，是规模最大的。永泰场房屋的质量也是最好的，其建筑经过近百年的风吹雨打，并未经任何保护措施，甚至于1937年至1949年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但房屋的框架、红砖墙、黑瓦顶仍完整地保存至今。
中华职教社投资、冷遹亲任经理的
三益蚕种制造场
根据中华职教社创办的《教育与职业》杂志1933年刊登的三益场概况，它是由中华职教社、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等单位与个人合资，于1929年创建的，注入资本8万元计4000股，属于中华职教社下属单位。当时投资主角及牵头的中华职教社，其创始人及负责人为黄炎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职教社董事会由民国时期一流的实业家、银行家、教育家、外交家等人组成。任三益场经理的冷遹，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授予中将军衔，1946年任江苏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苏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21年后，冷遹回到家乡镇江，集资创办了多项实业，他在投资的众多企业中一般不直接或不单独管理。但他作为三益场唯一的经理，可能直接负责三益场的生产和经营。三益场总共有125间房。显微镜4台、桑树田350亩、冷库一座，政府规定生长最大蚁量为2812。1937年11月后停止了生产。抗战胜利后，三益和均益与镇江的几家蚕种制造场合并为四益农场，分别为其三、四分场。这时冷遹任四益农场的董事长。目前三益场的房屋基本上已消失，仅有的一幢蚕室楼也快要倒塌了。
民国名流为镇江留下宝贵的物质与文化遗产
位于桥头镇的三所蚕种制造场都是由冷遹选址和代为购置土地的，通过三个场的位置可以推测冷遹高尚的人格和对待外地商人的态度。永泰场位于桥头站东侧500米，与京沪铁路平行，距其南侧约200米的山头上，山下是长江冲积平原，水资源丰富，坐火车方便。三益场位于永泰场南侧约1000米，其场位于板凳山山上，丘陵腹地，与永泰场相比，距桥头火车站远一些、水资源差一些。瑞昌蚕种制造场位于三益场的南面，两场以一墙相隔。从上述位置可以看出，不论是交通和取水，永泰远好于三益。而瑞昌位于三益的南面，光线比三益更优一些。虽然各场的场址都是由冷遹确定的，但他将最好的给了永泰，也将光线好的南面给了瑞昌，自己选了相对比较差的。他先人后己的品质，为外地的投资者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进入21世纪的今天，各分场地理位置好与差也发生了逆转，如现在由政府集中供水，水源不再是问题，桥头站不再客运，312国道的建设及其快速化改造等，显得三益场所在的位置更优一些。
薛寿萱从1925年起就关注镇江的蚕桑建设，在镇江蚕种制造场建设前，永泰与上海瑞纶丝厂（经理吴申伯）捐助资金万两，建造阿莫尼亚冷库一座，开创中国冷库建设的先河。投入生产后，他们毅然担任了镇江场制种部的一切日常费用。到了1929年，薛寿萱、吴申伯不再单纯的捐助而是投资，而分别在桥头镇创建了永泰和瑞昌场。可见无锡人薛寿萱和吴申伯对全面抗战之前的镇江蚕桑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冷遹积极支持本地建设，通过自己的人脉，让远在上海的中华职教社来镇江投资，中华职教社下设11个附属单位，8个位于上海，镇江就占2个。时任的中华职教社董事是由蒋梦麟、沈恩孚、袁希涛、穆湘玥、荣德生、钱永铭、陈光甫、江恒源等人参与，他们很可能是三益场的股东，因此说高资蚕种场是由民国一批上层名流所投资的一点不为过。三益场贯彻黄炎培教学理念，提倡女子职业教育，改进农村妇女生活，改变学员教学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员通过半工半读，自力更生地学到一技之长，“半工”所得的收入，在支付上学费用之后，还能资助家用。同时将教学的严谨引入到生产之中，用科学方法改良蚕桑，制造蚕种，其生产的蚕种在江浙两省蚕业界很有信用。同时冷遹注重多种经营，试种果树，试养羊兔，实施成人教育，提高附近农民的致富能力。可见高资蚕种场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历史渊源，是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职业教育探索的一个缩影，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