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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台》的播出，是对西安人、陕西文化的一次强有力推广，就像《乡村爱情》系列让人对东北口音印象再次加深一样，《装台》里的“陕普”，让观众对“美得很”等常在陕西人嘴边的口头语，有了模仿的冲动。

除了口音、话语是地方文化输出的一种载体外，美食通过对观众口腹欲的调动，更容易让人向往某地。看《装台》最愉悦的时刻，就包括了观赏各种面食的制作与食用，这让人联想到《舌尖上的中国》。希望美食画面能更多一些，希望陕西话能说得再地道一些，希望剧中人物再“牛皮”一些……这是观众对《装台》的一种期待。

从拍摄时的42集，到播出时的33集，大幅的压缩，导致了《装台》在开始的几集故事中有跳跃感，缺乏一部正常电视剧在叙事上的流利与通畅。但在熟悉角色，进入到他们的情感世界中之后，剧作难以避免的缺憾退居其后，鲜明的人物性格与轻喜剧式的矛盾冲突，逐渐占据了观众的关注点。

《装台》的难得之处在于，以极为朴素的创作态度，把市井平民的生活状态、精神世界、价值观念等，尽最大可能地呈现在了屏幕上。它让人想起播出于20年前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20年间，同类题材不是没有，但能够产生如此强烈亲近感与如此普遍影响的剧作，的确不多。

《装台》是一部性别意识较为突出的电视剧，这一点，继承了文学陕军一贯的创作特点，贾平凹、陈忠实、路遥等代表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都是如此写男人、女人的。刁大顺对妻子蔡素芬呵护有加，但言辞间的大男子主义还是掩饰不住的，他对女儿刁菊花的“惧怕”，实为弥补对女儿照顾太少的“过错”，也是凸显父亲身份的策略；蔡素芬在剧中沉默寡言，但内心世界对错分明，对丈夫有依赖甚至崇拜，但独立意识时刻都在涌动。很显然，蔡素芬这个角色，有“被定义”的成分在，除了有创作者的“旧眼光”这个因素外，地方性别文化的巨大惯性，显然起到主导作用。当然，刁菊花在剧中过于“嚣张”，谁都不怵，可以被解读为，创作者刻意突出她的女性地位，以对剧作过于浓厚的男性化色彩进行稀释。

《装台》整体上是一部男人剧。男人剧的一大特点是，如何进行权力分配与斗争。《装台》里的男人世界，层级分明，刁大顺是手下几位主要劳动力绝对的大哥，不但负责揽活、指挥作业，还负责讨债、分钱、关心兄弟们的日常。但刁大哥的上面有铁主任，铁主任的上面有瞿团长，瞿团长的上面还有随时来团里指导工作的其他领导，这样的权力结构，顺理成章成为《装台》发展情节的主枝干，由此衍生的顺从与反抗，都成为剧作的看点。装台的工人管舞台灯光设计的负责人叫“丁大师”，有一次这样称呼时被“丁大师”喝令停止，因为那次“丁大师”的老师也在现场，在老师面前承认“大师”的称谓，这显然是对老师的冒犯——类似这样的细节，让《装台》拥有诸多令人玩味的空间。

当然，据此认为《装台》有“媚俗”的嫌疑是不对的，它表现的就是俗世生活，俗世生活中的那些尘土与烟火，才让一个个具体的人，有了血肉感、幸福感与疼痛感。《装台》中的人物群像，或许在当下已经受到了时代浪潮的冲击，在生活方式与思考角度方面有了不小的变化，但向前推算10年或20年，不止剧中的他们，还有许多地方的许多人，都是如此生活的，《装台》能有如此接地气的“记录”，也算是给一个地方的一代人画像。

《装台》有让人微笑的地方，有让人啼笑皆非的地方，也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比如刁大顺带领的大雀儿、猴子等人，对人有信任、有怀疑，被拖欠过工钱，但对做事有善始善终的自我要求。每每接到“有活儿”的信息之后，都会立刻开心地聚集到一起，“有活干，有钱赚，有饭吃”，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福祉，也是一种类似于信仰的追求，这恐怕是一个人最基础的需求了。他们的工作态度与生活态度，会让浮躁的人静下来，去思考一下什么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人啊，就是你给我装台，我给你装台。”刁大顺的这句话，不简单是一句感慨，而是洞察人际关系与生活真相后的箴言。装台人搭好了舞台，明星大腕儿才能上去表演，生活里的普通人，没有上台表演的辉煌时刻，因此更需要彼此帮衬、互相抬举，才能在现实生活的硬冷当中，找寻到一块柔软之地，以安歇疲惫的肉身，与渴望理解与交流的精神——《装台》把这点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看完后会有收获感的原因。这部电视剧，其实在鼓励那些疏远了的人，要再次在生活中聚得近一些，再近一些，你给我装台，我也给你装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