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辉

《美顺与长生》的面世颇有些传奇，作者毛建军最早把稿子投到《北京文学》编辑部，编辑被这部中篇小说洗练质朴的文笔吸引，见刊后引起良好反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看到这部中篇之后，认为有改为长篇的潜质，作者数易其稿历时7年，新书于2019年12月正式出版。

毛建军1958年生于北京，今年62岁，为朝阳医院推氧气瓶的一名普通工人，这些信息似乎具有帮助《美顺与长生》畅销的商业效果，但安静地想想，并不是，其实这只是文学回归初心的一个迹象、一种表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写出轰动全国长篇小说的作家，有几位不是身份普通的工人或农民？

真正值得惊讶的，是毛建军的文笔，他的文字非常年轻，丝毫看不到出自一位62岁的作者笔下，更像是一位二三十岁初入文坛的高手所作。他的小说语言极为顺畅，阅读感很好，但又绝非老练。老练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因为这类文字背后往往藏着辛辣，可毛建军的文字背后藏着的是纯真，是热爱，是对这个世界的信任。

毛建军是北京人，但他没有使用“京味儿”写法。实际上《美顺与长生》在文字风格上没法找到地域性，毛建军更像是打通了北京、东北、河南三地文学的界限，创造了一种新的、干净的写法，让文字拥有了别样的纯粹性。

毛建军1997年结婚时娶了一位来自东北的外地女人，他的妻子即是美顺的原型，正是因为和一名外地人结了婚，毛建军才开始关注那个时期大量涌入北京的外地人群体，发现了他们生存之不易，还有为融入这座城市所作出的努力。

《美顺与长生》在写作时已经丢弃了两个天然的、具有极强戏剧冲突性的卖点：一是外地媳妇与本地婆婆的婆媳大战；一是北京人与外地人之间的观念碰撞。如果《美顺与长生》这么写了，故事一定精彩，也一定能吸引不同读者站队，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地鸡毛的舆论之战。

毛建军没有这么写。这是出于他的厚道与悲悯，还有骨子里的平等精神。作者在立意上就没有什么优越感，笔下人物自然就更不会有什么优越感了。似乎是为了制造某种平衡，毛建军把长生写成了一个阿甘式的男人——憨厚、反应慢、有点傻，长生和美顺都是命苦的人，也是两个好人，因此小说又拥有了另外一种更为让人牵肠挂肚的戏剧冲突：在这个世界上，好人会有好报吗。比起关心婆媳大战、地域歧视，读者其实更关心好人的命运，因为这才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

在工厂上班从来只会被别人欺负的长生，因为美顺的事情奋起反击，将找茬的工友一顿暴打，以此为标志，美顺真正爱上了长生，爱情让他们有了抵御外界一切不可控因素的能量，他们开店，辛苦赚钱，帮衬婆家人，也原谅了欺骗他们的姐姐，任何事情与人，都阻挡不了他们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小说结局圆满，它无法不圆满，因为读者希望看到两个好人的胜利，他们的胜利，也是我们的胜利。

谁性子横、谁拳头硬，谁就有理，这的确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状态，好人的沉默只会助长坏人的猖狂，对此许多人已经不满许久了，这次美顺与长生这两个好人，在小说里用自己的幸福与成功，狠狠地帮现实中的一大群人出了一口恶气，小说也会让读者真诚地相信，只要像美顺与长生那样不服输，只帮人、不害人，也一样能迎来阳光灿烂的日子。

《美顺与长生》没有批判，也没有反思，它只是记录，温和又美好，它用一个又一个的细节，把琐碎的生活串成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它为一些纷争提供了另外一种更有效、更长久的解决方案，那就是理解、宽容与爱，它会让人忍不住地想，如果我们周边都生活着美顺与长生这样的人，社会氛围该是多么地好，生活该是怎样地富有希望。

毛建军是一位低调的写作者，他不怎么愿意诠释自己笔下的人物，不愿意升华或拔高他们，他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他只是凭借自己的写作热情与无比端正的三观，把一个平淡的故事精彩地讲述了出来。《美顺与长生》会让人忍不住想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恒1997年发表的这部作品，被誉为平民小说的优秀代表作。我们可以将《美顺与长生》视为20多年后对《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一种呼应，它值得被更多读者所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