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建一

改革开放之前，百姓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缺乏。就拿我们镇江来说，秋冬的晚上，7点钟一过，大市口周边的大街上就基本上看不到行人了，本来就很少的商店也关门打烊了，除了昏黄的路灯照着有限的范围，马路两边基本是漆黑一片。

说到文化生活，首先是阅读。那些年，很多图书被贴上“封、资、修”的罪名打入冷宫，解放路新华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和政治读物外，文艺类图书除了《艳阳天》《金光大道》《南方来信》（越南）《欧阳海之歌》等寥寥几种外便再无可读的书了。那时候，一有到上海、北京出差的机会，我总会去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淘宝，偶尔能买到《鲁迅杂文选》。那时书价便宜，一本一百五六十页的《且介亭杂文》也就五毛钱左右。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1974年左右买齐了一套华中师范学院编写的现代汉语知识丛书，包括《现代汉语拼音知识》《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现代汉语修辞知识》《现代汉语词汇知识》《现代汉语写作知识》，对我几年后参加1978年高考，语文考到77分帮助很大。除了买书阅读，就是凭借书证到设在山门口街的市图书馆借书阅读。借书证分两种，一种是借文艺社科类的，可以借到“文革”前出版的文化类图书，特别是小说，但这种借书证我们领不到，只有羡慕的份。还有一种是借科学技术类的，这种证没有限制，当年我在和平路上一家机械厂里当钳工，就办了一张，借一些和厂里机械技术有关的技术书籍，包括机械制图（识图）、机械原理、液压技术、平面、立体几何等方面的书回家看，对自己提高技术作用很大。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如何用一根没有刻度的直尺和一个圆规把一个直角三等分、和仅用一个圆规把一个圆周长六等分的方法，这些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很实用，比如在“法兰盘”上打六个等距离的孔，画线时就用得上，又快又省事。

当年报纸杂志也非常少。我当时在车间里当钳工，车间里订了一份《新华日报》、一份《参考消息》。《新华日报》是省级大报，都是大块文章，我们工人不爱看；《参考消息》是新华社办的，大小和如今《京江晚报》一样，每天四版，刊登的大多是国外各大小通讯社如美联社、路透社、塔斯社、法新社报道的国际上的消息，现在看来，就是各个通讯社的要闻信息摘编，工友们十分喜爱看，好像在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里，为我们普通人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每天的《参考消息》不停地在工友之间传递阅看，一张当天的报纸好多人传看下来仿佛像一张旧报纸一样。

和现在相比，看戏看电影也有天壤之别。“文革”十年期间，全国各地上演的主要是“样板戏”，如果哪天来一台其他的节目，就要把大家快乐坏了。记得有一年，南京市杂技团来镇江新华剧院上演一场杂技节目。我爸爸好不容易搞到一张票，但我也十分想看，于是想到一个办法，让爸爸和我都能看到十分难得看到的杂技节目。就是爸爸在看完上半场的演出中场休息的时间，到剧院门口来，让我进场看下半场，我们对杂技的渴望感动了剧场工作人员，同意了我们这个办法，实现了“一张票二人看”的愿望。

那些年的电影，记忆中主要是《青松岭》《春苗》《红雨》《侦察兵》等屈指可数的几部国产电影和有限的几部国外电影，如苏联的《列宁在1918》、朝鲜的《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等。这些电影上座率极高，几乎场场满座。印象最深的场景是，当年的人民电影院夜场电影散场后，狭长的中山路上挤满了回家的观众，大家一边走，一边兴奋议论着电影的情节，打破了夜晚的宁静。那时除了人民电影院和大华电影院外，还有如省军区礼堂、河滨会堂、丹徒人武部的露天篮球场上也经常放映电影，只是不卖票，供“内部人员和家属”观影。

那些年镇江还没有电视台，老百姓家里也没有电视机，只有镇江有线广播站的小广播盒子，用广播线通向千家万户，一般院子里住几户人家的，就装在屋檐下，拉绳开关一拉，大家都能听到新闻、天气预报和“样板戏”及“红歌”，给老百姓单调平淡的生活带来了些许文化色彩。

上世纪60年代末，半导体收音机已经开始流行。记得我爸爸托我姨夫在南方买了一台“珠江”牌半导体收音机，这就是我们家当年最值钱的家当。有了它，我们家热闹了许多，每天早晨6：30中央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晚上6：30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是爸爸每天必听的节目，我和弟弟主要收听文艺节目，小小地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