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徐庭国

我年轻时，曾有过十余年乡镇法律服务所工作的经历，参与过上百起经济诉讼，也数十次受地方政府或企业、当事人委托，参与企业“讨债”，个中滋味体会较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企业遇到的最大瓶颈，不是技术、市场、劳动力、人才等等，是资金，特别是“三角债”，资金回笼的快慢，往往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

一次去郑州中医院催收安瓿瓶货款，三个人在陇海路上一个小旅馆住了二十几天。最后一天去少林寺，身上只剩两块钱，几乎弹尽粮绝，连拍一张黑白观光照纪念的钱都不够，幸好同事老徐成全了我。

某日夜晚，我和一厂长在西安大唐街观赏夜景，兴致正浓时，厂长的后背被人顶住，三个人围着厂长，一人压低嗓音对厂长说：“跟我们走一趟，我们老大要见你。”我们这厂长是渔民出身，生得五大三粗，浑身炭黑，对方误将厂长当成“瘾君子”了，故有此一劫。吓得我们人行道不敢走，往大马路中间走，以引起警察的注意！

还有一次，我受标准件厂委托，去芜湖催债款，对方以质量不合格为由要求退货。我在大马路上联系了一辆货车，连夜将十几万的货物装运回镇，没钱可以，货在就行，十几万可以救活一个厂子。如果没钱又没货，那可亏大了。

九十年代中期，我受领导指派，陪同压延厂厂长、供销员等4人前往西安、石家庄催收货款。

首站西安。第二天傍晚时分，去往玉祥门建材市场，在市场内找到了债务人，是个女同志，叫李师，50来岁，胖胖的，见人一脸笑，嗓门儿很大，给人精明能干，干净利落的感觉。一见面，她就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自顾自地，像是说给我们听，又像是提醒自己：“还欠镇江五万货款，要不，你们明天早上来拿吧？”

我们表示同意后，她说：“你们住哪儿？”我告诉她我们的住址，她接着说：“噢，蛮远的，要不住玉祥门来吧，我来安排。”我们婉拒了她的好意：“还等收到钱结账呢，李师，您先凑两千元给我们吧。”我也是试探着一说，没想到李师真爽快，立马给了我们两千元。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我们到了李师的公司，当得知我们还未吃早饭时，立马让人买来了油条、包子等，我客气了两句，便狼吞虎咽吃了起来。同来的厂长说不饿，拒吃，指责我们一脸的穷相，把镇江人的脸丢到西安来了。

早饭毕，谈正事，李师说欠镇江五万，昨天给了两千，今天付四万八千，两讫。我说：“李师，两千就别扣了，你答应帮我们找宾馆的，还答应陪我们到兵马俑游玩呢，我看啊，您忙，也别陪我们了，钱也别扣了，就付五万，你有空去镇江，我们陪您游金山，登北固山。”李师咯咯大笑：“冲您小兄弟这话，听您的，你们远道而来，两千块算我请客，就付五万，咱们后会有期。”讨债路上，能遇到这样的好人好事，我也是头一回，那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也就百十来元，所以记忆犹新。

第四天，我们辗转石家庄拖拉机厂，办好事情后，供销员神秘地说：“你们知道我钱放什么地方吗？”我说不晓得。那个年代，没有这个卡那个卡的，也没微信、支付宝，百元大钞还没发行，一般都10元、20元的纸币，供销人员习惯用蛇皮口袋装钱，随身携带，人到哪儿钱到哪儿，既不方便更不安全。只见供销员关上门，把席梦思翻转过来，指着席梦思背面床板上一包红色塑料袋说：“我把钱用塑料袋包起来，钉在席梦思床板反面，神不知，鬼不觉，小偷拿我也没法。”说着，撬开钢钉，取下钱袋。我说：“还没到家呢，火车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四人相视，会心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