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彦如 张剑

商业中心是城市化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经济、商业发展水平。镇江的商业中心大市口，旧称“大市”。远在千年之前，这里即是“车马四来，阛阓大壮”的繁华市街，延续至今仍然是名城的商业中心，这在我国城市史上堪称奇迹。

唐代润州城市的市政设施，文献语焉不详，但考古发现的成果真实而形象地记录了唐代润州城市的风貌。

1912年，镇江“创筑马路”，在市心出土北宋崇宁年间修街砖记；1931年，修筑市心路时又发现北宋初年“砌大市砖街”石碑两方；1984—1996年的十余年间，考古工作者多次配合大市口各项建设进行考古勘探、发掘，所有出土的文物、遗迹，林林总总，展现出一幅大市文化的历史画卷。

大市的历史，应可上溯到唐代。1984年考古工作者曾在中山路拓宽工程地下，发现唐代木构下水道，在穿过大市中心时呈“十”字形分布，上面铺设木板，供行人、车辆行走，这条下水道大致勾勒出唐代大市的街衢格局。

唐代城市内，民居和市是分开的。民居为坊，每坊四周设墙，有门进出；市，也有一定的范围，定时开启、交易。古代管理市的官为“市令”。《新唐书·路隋传》记述了唐代路隋曾任润州“知市事”(即代理市令一职)的故事。路隋原担任润州参军，性格刚直不阿，被当时的贪吏——润州刺史李锜“欲困辱之，使知市事。”路隋怡然自得坐在市中，既不介意，也不以为屈。路隋当年所坐“市中”的地方，即今天的大市口。后来，路隋官至镇海军节度使，从市场管理负责人跃居润州最高军事长官，成为镇江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1994年大市口西北角镇江商业城建设工地考古探方的唐代地层里，发现一处房基内有多口灶坑遗迹。灶坑平面基本呈圆形，用砖块砌成口大底小形状。灶台口径1.1米，深约0.7米，一侧并设台阶式烟道，火膛内壁为红烧土，还残留着草木灰烬。另在灶坑近旁，还发现一处唐代灰坑，坑内出有数十件青釉和酱釉瓷碗，大多为敞口斜腹平底碗，碗底外突出的一圈烧制支钉尚存。这批同一型式并且多未经使用的粗制大碗，似为业主经营所用。结合以上诸种迹象，这一唐代房基约是大市范国内的手工业作坊遗址。

1985年中山路拓宽工程的大市口段区，以及大市口西南侧的华联大厦建设工地，亦曾出土唐代的铜九曲杯、船式银铤、石人像、炼金属的小坩埚以及大批精美的唐代青瓷及彩瓷器皿，如越窑瓷执壶、长沙窑鸟荷三足盆、双系彩瓷罐、壶、水孟、多足砚、瓷碗、茶碾等，还发现多处水井及灶台、烧坑遗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大市曾经的繁荣景象。

在中国古代，各朝各代对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和管理都十分重视。润州城市的街衢及坊市分布，未见志载，但近年内考古发现的唐代下水道遗迹，为探索城市的格局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唐代木构下水道遗迹，在市区地下曾有多次发现。1985年中山路拓宽工程，从大市口到中山桥一线开挖宽4米、深4米、长700余米的长沟埋设现代下水管道，在这一工程沟内深4米处的唐代地层，考古工作者不时发现自东向西的木构下水道遗迹。这些木构下水道，两壁间设桩固定木板，上口略大，口宽 0.9米，深约0.8米，与现代中山路的走向几乎一致，同时，在中山路一线如牌坊巷口、山门口街口等处，还发现了下水道的支道通向街、巷之内，说明这些街巷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在唐代就已存在，其方向与中山路垂直，表明当时的街道、坊市是依方形规划设置的。

此外，1992年拓宽解放路南段工程以及1993年拓宽解放路北段工程，都陆续发现唐代木构下水道遗迹。前者是从大市口向南延伸，后者是从大市口向北延伸。在四牌楼路口，还发现有支道从古绿水桥畔通向古青苔寺等方向。下水道的构造与中山路所见相同，大小尺寸也相似，北侧为黄土堆积的路埂，南侧傍临古镇江“关河”的坡岸地层，叠压淤土，并见有以木桩护岸的迹象。

“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唐代诗人杜牧正是徘徊在这条支道上吟唱出镇江的城市市井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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