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孙建平

今年4、5月间，上海因为疫情防控，我有两个月的时间身居陋室，足不出户。时间于我是太多了，消磨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读书。每天上午和下午，我都会一个人来到院子里，一张椅，一本书，借以度过太多的悠闲时光。

两个月里，我读了几本书，最喜欢的，大概就是《繁花》了，又很应景的是，《繁花》一书，就是写当代上海人物和故事的。许是正好应了“书非借不能读”的古语，《繁花》买回来已经两年多了，却是一直放在书橱里没有读。偶尔我会抽出来摩挲一下富有质感的封面，然后再插进一排的书里。那年的那天，我在街头闲逛，看到玻璃橱窗里有《解放日报》，就停下来看。那天的报上有一篇文化新闻，标题是《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回归申城演出，舞台剧<繁花>全沪语演绎》。我看了报道，关键词上海的“烟火人情”吸引了我，我立刻就在网上买了这本书。

《繁花》是《上海文学》杂志编辑金宇澄创作的长篇小说，2012年发表在《收获》杂志。《繁花》故事以10岁的阿宝开始，起于20世纪60年代，终于20世纪90年代。小说重点描写了两个时间段的上海，一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是这两个特殊历史时期上海人的生存状况。除此之外，金宇澄还将笔调触及太平天国时期，甚至远古的传说时代，展现的并非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但又与上海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体裁上，《繁花》充分借鉴和吸收了话本小说的优势，呈现出一种新的韵致。 《繁花》获201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首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等。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推介的25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网络文学作品暨2019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名单。茅盾文学奖评委王春林评价《繁花》一书时写道：“说到上海叙事，自白话小说盛行以来，一直到金宇澄的《繁花》横空出世，大约有4位作家是绝对绕不过去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他们分别是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

阅读《繁花》的那段时间，我很开心。我开心的是，我可以通过阅读《繁花》，更好地了解我熟悉而又陌生的上海。说熟悉，是因为在旅居上海的4年里，我走过了上海城市和乡村的许多地方，《繁花》里提到的许多地名我都非常熟悉，有许多地方也去过。说陌生，是因为尽管有这样4年的足迹，但我于上海，却终究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并不能真正地深入其中。读了《繁花》，里面的沪上饮食男女，就一个一个在我面前走过，我可以看他们的一颦一笑，体会他们的悲欢人生。

《繁花》是一本地域特征非常明显的小说。全书以具体的地名为坐标，像思南路、淮海路、南京路、石门路、皋兰路、大自鸣钟西康路、苏州河等。作者如写生一般来描写上海这座城市，使小说中的人物真实可感，具体的活动场所，详细的活动路线，反复出现的地名、建筑物名，每个人物每个事件甚至每条路线都昭示着作者的用心，倾注着作者的情怀。《繁花》在叙述上运用普通话，而在人物对话时却用吴语方言。小说从头到尾，以上海话思考、写作，最大程度体现了上海人讲话的语言方式与角度。我在上海旅居4年，不会说上海话，但略略能够听懂，读《繁花》，每遇特色鲜明的沪语，常有会心的一笑。

我在读《繁花》的时候，就想，在上海读《繁花》，与我在镇江读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和《望春风》的感觉，很有近似的地方。格非是镇江丹徒人，著名作家，作品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江南三部曲》是格非呕心沥血之作。前两部，《人面桃花》写的是民国初年的知识人对精神世界和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入梦》写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社会实践，而《春尽江南》则对准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这些作品包括后来的《望春风》以江南为叙事背景，里面有很多的镇江元素，这也让我这个镇江的读者感到很是亲切。阅读的时候，我的心思常常游离于作品之外，想把书里的描写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地方，比如西津渡、磨笄山、招隐寺等。虽然我知道我的做法与文学作品的创作特点相悖，但我就是忍不住。

在读《繁花》的时候，我还想，如果有镇江本土的作家，借鉴《繁花》的创作模式，写写当代镇江普通民众和饮食男女，还原镇江市民的整体面貌，越过钢筋水泥的城市外表，以日常叙事的传统，以普通市民阶层群体为对象，描摹世俗生活原有的样式，书中的人物也说着一口的镇江方言，穿梭在诸如五条街、大西路、山巷、迎江桥、五十三坡、寿康里这些地方，或者常常去位于人民街的宴春酒楼吃吃早茶，一碗白汤面、一块肴肉、一笼蟹黄汤包、一碟切细的姜丝，就一定非常有趣。而这时的我，坐在城西的一座老宅子里，一张椅、一杯茶、一本书，书中的镇江人，就一个一个在我身边走过，这种感觉，一定非常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