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孙建平
今年4、5月间,上海因为疫情防控,我有两个月的时间身居陋室,足不出户。时间于我是太多了,消磨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读书。每天上午和下午,我都会一个人来到院子里,一张椅,一本书,借以度过太多的悠闲时光。
两个月里,我读了几本书,最喜欢的,大概就是《繁花》了,又很应景的是,《繁花》一书,就是写当代上海人物和故事的。许是正好应了“书非借不能读”的古语,《繁花》买回来已经两年多了,却是一直放在书橱里没有读。偶尔我会抽出来摩挲一下富有质感的封面,然后再插进一排的书里。那年的那天,我在街头闲逛,看到玻璃橱窗里有《解放日报》,就停下来看。那天的报上有一篇文化新闻,标题是《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回归申城演出,舞台剧<繁花>全沪语演绎》。我看了报道,关键词上海的“烟火人情”吸引了我,我立刻就在网上买了这本书。
《繁花》是《上海文学》杂志编辑金宇澄创作的长篇小说,2012年发表在《收获》杂志。《繁花》故事以10岁的阿宝开始,起于20世纪60年代,终于20世纪90年代。小说重点描写了两个时间段的上海,一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是这两个特殊历史时期上海人的生存状况。除此之外,金宇澄还将笔调触及太平天国时期,甚至远古的传说时代,展现的并非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但又与上海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体裁上,《繁花》充分借鉴和吸收了话本小说的优势,呈现出一种新的韵致。 《繁花》获201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首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等。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推介的25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网络文学作品暨2019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名单。茅盾文学奖评委王春林评价《繁花》一书时写道:“说到上海叙事,自白话小说盛行以来,一直到金宇澄的《繁花》横空出世,大约有4位作家是绝对绕不过去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他们分别是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
阅读《繁花》的那段时间,我很开心。我开心的是,我可以通过阅读《繁花》,更好地了解我熟悉而又陌生的上海。说熟悉,是因为在旅居上海的4年里,我走过了上海城市和乡村的许多地方,《繁花》里提到的许多地名我都非常熟悉,有许多地方也去过。说陌生,是因为尽管有这样4年的足迹,但我于上海,却终究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并不能真正地深入其中。读了《繁花》,里面的沪上饮食男女,就一个一个在我面前走过,我可以看他们的一颦一笑,体会他们的悲欢人生。
《繁花》是一本地域特征非常明显的小说。全书以具体的地名为坐标,像思南路、淮海路、南京路、石门路、皋兰路、大自鸣钟西康路、苏州河等。作者如写生一般来描写上海这座城市,使小说中的人物真实可感,具体的活动场所,详细的活动路线,反复出现的地名、建筑物名,每个人物每个事件甚至每条路线都昭示着作者的用心,倾注着作者的情怀。《繁花》在叙述上运用普通话,而在人物对话时却用吴语方言。小说从头到尾,以上海话思考、写作,最大程度体现了上海人讲话的语言方式与角度。我在上海旅居4年,不会说上海话,但略略能够听懂,读《繁花》,每遇特色鲜明的沪语,常有会心的一笑。
我在读《繁花》的时候,就想,在上海读《繁花》,与我在镇江读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和《望春风》的感觉,很有近似的地方。格非是镇江丹徒人,著名作家,作品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江南三部曲》是格非呕心沥血之作。前两部,《人面桃花》写的是民国初年的知识人对精神世界和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入梦》写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社会实践,而《春尽江南》则对准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这些作品包括后来的《望春风》以江南为叙事背景,里面有很多的镇江元素,这也让我这个镇江的读者感到很是亲切。阅读的时候,我的心思常常游离于作品之外,想把书里的描写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地方,比如西津渡、磨笄山、招隐寺等。虽然我知道我的做法与文学作品的创作特点相悖,但我就是忍不住。
在读《繁花》的时候,我还想,如果有镇江本土的作家,借鉴《繁花》的创作模式,写写当代镇江普通民众和饮食男女,还原镇江市民的整体面貌,越过钢筋水泥的城市外表,以日常叙事的传统,以普通市民阶层群体为对象,描摹世俗生活原有的样式,书中的人物也说着一口的镇江方言,穿梭在诸如五条街、大西路、山巷、迎江桥、五十三坡、寿康里这些地方,或者常常去位于人民街的宴春酒楼吃吃早茶,一碗白汤面、一块肴肉、一笼蟹黄汤包、一碟切细的姜丝,就一定非常有趣。而这时的我,坐在城西的一座老宅子里,一张椅、一杯茶、一本书,书中的镇江人,就一个一个在我身边走过,这种感觉,一定非常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