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正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肉。因为吃肉机会太少了，吃不够。农村人家，除了过年过节，平时哪会杀猪打肉？年底能杀猪的也是极少数人家，大多人家在腊月寒天买十来斤肉，腌腌剁剁就算过一个“肥年”。一年到头馋着的孩子，哪有不喜欢吃肉的？我肥的不嫌“漾”，瘦的不嫌卡牙，把肉当饭吃才过瘾。逢着和庄上人在一桌上吃肉，大人会逗我：“肥肉望你笑呢！”那时，我多半盯着一碗油晃晃的红烧肉，咕咚咕咚在咽口水了。

除了过年过节、偶尔亲戚邻家有红白喜事，那时还有一个机会可以放开肚皮大块吃肉，就是生产队死牛。牛老了病了会死，死了牛胜过过节，家家可以分得几斤精肉，一连几顿撑得肚皮滚圆。可惜这样的机会不是太多，也不能太多。谁家小孩要是巴望天天吃牛肉，不挨大人耳刮子才怪。那年月，牛是生产队最金贵的生产资料，耕田耙地全指望它们，农民对牛比老上人（长辈）用心，一年四季，有专人伺候。平日，人可以吃不饱、吃不好，牛除了吃青草、稻草，还必须添加豆饼、烀黄豆等精饲料。不奇怪，农耕时代，牛是种田人最得力的帮手，是饭碗。

小时候，我还吃过一回死猪肉。那是生产队长家的猪，不小心喝了腌咸菜的卤，毒死的。因为这件事，学生时代读《白毛女》剧本，我始终错误地认为，杨白劳自杀喝的，是同样的咸菜卤，许多年后才知道，腌咸菜的盐卤，和点豆腐的卤水，虽然都跟盐有关系，却是两样不同的东西。

生产队长家遭遇了大损失，结果让全生产队的社员“抬”：损失算集体的，每家出一个人，晚上去队长家吃死猪肉。没有人觉得这是以权谋私。贫困年代，人们习惯了抱团生存，即使普通人家遭遇不幸，可能也会这么做。大家都很开心，不是过节，不需要自己掏一分钱，居然又可以吃肉管饱了。

一般人家，都是男劳力去，男劳力食量大，去了不亏；男劳力平常比较辛苦，应该去。我家这个名额，按理说应该母亲去——父亲在县城钢铁厂上班，平时母亲在家里外一把包，比父亲还要辛苦。可母亲没有去，她把名额让给了我。整整一头大肥猪，从猪头到下水，烧的烧，煨的煨，炒的炒，晚上一顿就被消灭光。我虽然喜欢吃肉，毕竟是十岁不到的孩子，比起那些身强体壮、长年肚里缺少荤腥的男工，还是吃得少得多。

第二天，有人笑母亲不会算账、划不来，母亲淡淡一笑，说：“我们吃不吃无所谓，孩子在长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