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课题组
王树勋，字福康，号厚庵，镇江东乡大路镇五峰寨人。诸生。光绪十四年(1888)考中举人。宣统元年(1909)被荐举孝廉方正。博学能文，德才兼备。一生以塾师为业，廉洁自律，足不涉官署。育人注重品行，门徒多正直之士。热心公益事业，在维持地方风习，救助孤寡贫弱方面出力尤多，在地方上广泛受人尊敬，被当地民众认同为乡里社会德行高尚，且于地方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学者。晚年潜心于《易学》研究，撰有《勤补斋读易集》，今失传。
勤奋读书，儒商传家
王树勋是扬中与东乡一带著名的“乡贤”，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清道光庚戌年（1850）十二月，王树勋生于耕读之家。他所在的五峰王家氏族为东乡望族，族中多读书人。
王树勋继承了家中长辈勤奋读书，儒商传家的传统。他幼年就进了私塾读书，先后从学于吉润湖、殷黼卿、田琢如、朱握瑜、蒋藻初、戴觐廷诸塾师门下，又得到当地学者田菊轩和王兰人的指导，持之以恒，精研举子业，成为一位取得功名，享有文化知识的学者。他“敦孝友，尚气节”，在东乡承担了一个农耕时代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重要角色。他以“重人伦”“重农桑”“端士习”“厚风俗”为主旨，维持风化，感劝闾阎，成为农耕时代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助推者。
王树勋精通理学研究，他幼年时就对程朱理学发生了兴趣，“至老弥笃，尤服膺陆清献公（陇其），专心经史”。对学术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对清末时局和社会的变化，王树勋也有自已的“善思”过程，他教馆时的沪上经历，让他对清末社会的发展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他对东乡出现辛亥革命志士的壮举，亦持欣赏的态度，其子王继芳参加东乡辛亥将领赵声的追思活动并送挽联，挽联中表达了他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思想。他还与积极支持赵声革命活动的大港赵氏族人赵小云、赵松茂等来往密切，为他们撰写家传。其孙王承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与共产党人王洞若等建立密切关系，积极参与建国大业，或多或少也与其开明的态度有关。
王树勋的博学和对理学研究的精深，也得益于其丰富的藏书支撑。他继承了其祖、父辈注重藏书的优良传统，不断丰富自己的收藏，成为当地知名的藏书家。王树勋接手其父亲的藏书后，又不断补充新书，进一步充实书库，为自己读书和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后人也继承了其先辈热心公益事业的做法，将王树勋的藏书捐给了镇江市图书馆。经查证，该馆现存清金陵书局据汲古阁刻翻刻的《汉书》，封面题“丹徒王树勋朱墨圈校”，可以明确系王氏旧藏。
为谱作序，为人作传
从王树勋保存下来的资料发现，他曾应邀为多家宗谱作序，并为多家谱主或乡人作传，还为乡人代笔起草过各种各样的文稿，说明了他在东乡一带受到乡民的欢迎和敬重，尤其是他对多家的谱录寻根溯源，追述各谱录中名人的特点和风范，记录各分支的繁衍过程和各自去向，见证了其深厚的考辨功力。
在丹徒圌山脚下有一处萧家湾，群居着一支萧氏族人。他们在修谱时，慕王树勋的贤声，邀请他为《润东萧氏族谱》作序，并为一些居住在萧家湾中的族人长者作传。王树勋接受邀请后，考辨了许多萧氏史料，理清了这支丹徒萧氏的源流。
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东乡吴沙的陈氏宗族即将完成自己的重修族谱，族人陈庆文与王树勋有亲戚关系，于是修谱者请他约请王树勋为其重修族谱作序。王树勋研读其谱后，对其族人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溯源。
王树勋还为许多东乡人士写过家传和家谱，如《太学生徐君衡之家传》《王君植槐家传》《陶铁舫先生家传》《徐氏重修宗谱序》等，颂扬乡间人物耕读持家，友爱乡里的事迹。
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家传中分别记录了许多东乡的历史文化资料，非常珍贵。如“吾乡光绪丙午（1906）荒欠逾三载矣。里人延沪上广仁堂诸善士于大路镇设局以惠穷民”……他还记录了东乡是个多家族混居的地区，民风非常淳朴的事实。“吾乡多聚族而居之，近则相亲，朝夕过从，有吉凶缓急，族之人往来庆慰。”
他对咸丰年间发生在丹阳的战乱，东乡赵氏分支族人赵文波等人英勇的护乡之举给予了高评，曾作赋赞曰：“浩劫流江左，长城陨曲阿。人惊狂寇至，公结健儿多。父子身同殉，君臣义不磨。小桥流水处，凭吊发高歌。”这些资料多为地方志书中缺失，为研究东乡的地方文化补充了一手资料。
终身施教，培养人才
王树勋在《赠树滋朱君序》中说：“士君子苟有田可耕，有书可读以终。吾身以教其子孙，此亦极人生之乐矣”。在《赠赵晓轩先生序》中说：“君子之学在养其性情。”他虽为举人，却没有去谋求官职，而是一生担任塾师，为人师表、呕心沥血，以兴教育才自勉。他不仅为东乡一带书童设馆开课，还接收来之武进孟河等地学生。其《孟河黄氏重修宗谱序》中说：“孟河黄生旧从余游。”1902年，他应聘沪上（上海），为著名中医丁甘仁家教馆，给丁氏儿女们传授古文和书法知识。
丁甘仁是中医学教育家，是中国中医﹙药﹚学界的一代宗师。他立足京沪蜚声几十年，鼎盛中医学坛数十年，将孟河医派文化创至民国时期的顶峰。他成名后，也很注重自己子孙的教育，曾邀请丹徒举人王树勋到上海为其子孙教馆。除了教馆外，王树勋还推荐自己的学生跟从丁甘仁学医。
王树勋从上海归里后，丁氏家族仍记得这位东乡的大儒，书信往还不断。丁甘仁曾来信请他作《诊余集序》。丁济万也托朱立生带信到扬中，请他为丁甘仁六十寿辰撰写的传记作序。1926年丁甘仁去世后，王继芳还送了像赞。
热心公益，服务地方
作为乡贤，王树勋受到了东乡百姓的爱戴，许多乡里的公益事情，都邀请他参与，他也不辜负乡亲们的托付，利用自己手中的笔，起草过许多文稿，记录了大量的乡间见闻，为后人研究东乡的风土人情，历史文献和地方掌故提供了原始资料。
王树勋应邀撰写了《重修葛村文武阁复建魁星楼记》，如实地记载了重修和复建的背景，过程，发挥的作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和竣工的时间。
清末民初时期，王树勋注意到贫苦乡民缺医少药的情况，为此，他联络乡贤向社会各界发出倡议，在之前设神州施诊局的基础上，与同人计划再建施药会与施诊相辅而行，让许多因病致贫的患者得到了治疗。据《续丹徒县志》卷14中记载，光绪三十二年，当地“瘟疫流行，死亡甚众，王仰贤、王树勋遂创施材局以施予之”。说明在1906年东乡疫情流行时，王仰贤、王树勋等人曾发起创建施材局，有把棺材送给无力掩埋亲属的贫苦民众的善举。他在看到对江的孟河孤寡老人生活极为贫困时，还发起过《孟河设立养老院募捐启》，为解决孤寡老人的困境大声疾呼。
在东乡的修路、修桥、修闸等善举中，王树勋也发挥了积极的倡导作用。他的《建德生石桥记》为扬中建桥史提供了原始的历史资料。他的《有募修石路启》，针对大路武家桥一带东西街外道路面不平，下雨天泥泞不堪的问题，发出了募捐启事，劝说乡中绅士踊跃捐款，为外道修一条石路，改善当地人的通行条件。他的《王巷汇潮闸记》中，记录了建闸的目的，是“为王巷之河秋冬束水计也”。他的《重修姜家桥募捐启》，记录了此桥的方位和桥损的原因，“姜家桥者，敞地沙腰河北口近江处第一桥也。桥跨河东西两岸，为孔三，架以石，其创建之始不可考。”后因大雨山水暴发，冲刷岸土致崩塌，桥孔受损，给通行者带来不便，为了重修此桥，在扬中发起了募捐活动。当他看到扬中人在渡江的过程中遭到磨难时，于是发起了《募义渡启》的倡议。在他的倡议下，扬中的义渡开始发展起来。据《扬中县志》载：清光绪十年（1884），省沙漫洲义渡总局在三、育婴洲港口设义渡总局，有救生红船1艘，义渡船10余艘，此后，头墩子、思议港、丰乐桥三处乡民，各造义渡船1艘，三处港口又分别建义渡亭，为百姓的生活和生产提供了便利。
重视农桑，反对鸦片
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王树勋对于农业种植具有天然的亲近感，甚至认为庄稼中别有一种诗情画意。他在《舟行夷陵道中》吟道：“江乡秋至晓风凉，渺渺扁舟一水长。两岸平畴新绿接，拮槔声里稻花香。”又《病中示长孙金绶》有云：“农克勤南亩，仓箱积有余。”但从清代中期起，鸦片逐渐在中国各阶层中流传开来，西方列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拓展在中国的市场。
镇江农民种鸦片的行为也曾引起人们的忧虑。清代镇江状元李承霖写过一首新乐府《非种丛》，对当时民间喜种罂粟的现象作了批判。
王树勋对于鸦片种植也极为反对。他的诗作很少，但其中就有一首《罂粟花》：“烟树迷离百万家，竞将罂粟当桑麻。可怜一例都征税，反羡开成五色花。”感叹人们竟然拿罂粟当作桑麻来种，而且蔚然成风，需要用“百万家”这样的数字来形容。他还有一篇文章《提烟捐接办平粜启》，是说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连遭荒歉、水灾，“积困之下，十室九空”，因此乡绅们共同商议，要求“诸君子于所采办之烟，每件提洋壹角”，“俾作转运之资，庶几粟米无缺”。这实际上是通过限制烟业的利润来救灾，同反对鸦片的逻辑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