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高小琪

清乾隆年间的史学家赵翼，曾为宋金时期著名诗人元好问的诗文集《遗山集》题过一首诗。后人将这首《题遗山诗》中最著名的两句引申为“史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意思是越是历史上最悲惨、最混乱的年代，优秀的诗词歌赋越多，越是写到沧桑之处，诗句越是工整精妙，饱含深情。

前段时间，某著名歌手发表了最新作品，立刻被舆论质疑是否“江郎才尽”。有些音乐评论博主和业内人士扒出了这部作品的伴奏形态几乎都是重复的，配器也几乎都是电脑合成音色，唱腔和旋律缺乏变化，歌词也流于浮华和平淡，深挖不出什么精神内核和主题价值。

对比他二十年前的作品，有反战主题、传统文化主题、民族主题甚至体育主题，有聚焦失业问题、家暴问题、环保问题甚至毒品问题，有精巧的配器和音色，华丽的过门桥段，逼真的采样，为了达成创作意图而学习不同的乐器，每首作品都诚意满满，言之有物。

舆论于是推断，当年那个没考上大学、一事无成的穷小子，正处于宝贵的创作爆发期，内心充满表达欲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而功成名就之后，当年所有的愤懑、渴望、郁结、烦恼都消失了，豪宅香车应有尽有，婚姻美满家庭幸福，自然也就失去了倾诉和发泄的必要，日日都是岁月静好，又何来愤怒愁苦呢？

至此，又回到了前文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艺术创作必须源于痛苦吗？

当然不是，否则世间如此多的快乐旋律、喜剧电影、滑稽剧就无从写起。艺术既源于痛苦也源于快乐，既源于伤感也源于释然，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艺术必须源于强烈的情绪。

2020年，一项发表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评论》的文章显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情感种类越多，强度越大，创造力就越强。在面对复杂的现实环境和生活经历时，不同种类和强度的情感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创作素材，从而促进创想和创造力。

在心理学治疗中，有一种通过绘画等艺术来疗愈情绪的“艺术治疗”。心理咨询师会用创造性的表达方式，鼓励来访者通过非口语的表达及艺术创作的经验，去探索个人的问题及潜能，以进行内心力量的建设。

心理学家们发现，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人们可以释放压力、放松情绪、平复心情、改变负面想法、获得满足感等等。在经历了多轮次的治疗后，原本的焦虑、抑郁、狂躁等情绪都能得到明显改善。艺术就像一个出口，我们把内心积压而无法消化的情绪全部扔出去，就会感到轻松。

李白一生痛苦，想进长安而不得，所以借诗中的洒脱来抚慰不得志的真实人生；杜甫历经国破家亡，一生颠沛流离，身居茅屋只好在诗中渴求广厦千万；贝多芬才华过人却横遭失聪，于是寄情于一首又一首交响乐，试图遏住命运的咽喉；托尔斯泰更是一生追寻社会治理的真理却无所得，从脱离贵族成为平民到晚年多次离家出走，唯一的发泄渠道就是不停写作……

他们越痛苦，艺术的圣殿越辉煌。当然，这个公式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如果我们已经获得了全然的平静，或者习惯了没有太多情绪波动，自然不需要再扔点什么出去，艺术的出口也就对我们关闭了。

倘若李白成了高适，每日忙于带队打仗，恐怕《唐诗三百首》里一大半的光芒都要隐暗了。这倒并不是说高适就不烦恼、不痛苦，只是高适的职业生涯不允许他有过于敏感的情绪触角，过多的长吁短叹，这边厢刚铺上纸磨好墨，那边厢就要启程行军了，容不得半点艺术创作的空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倒苦水总是比“嘚瑟”要来得亲切些，悲剧总是比喜剧更有记忆点。但这并不表示快乐不能形成艺术，君不见世间无数经典作品都源于爱情的欢愉。

艺术似乎是命运给我们中一些人的礼物，但它也早在暗中标好了价码。强烈的情绪、细微的体察、敏锐的感知，让我们拥有了无数光芒四射、震古烁今的作品，也给许多艺术家带来了严重的情绪问题，令他们深陷人生之苦而无法自拔。是要艺术长青，还是要平安喜乐，是过汹涌澎湃的一生，还是过波澜不惊的一生，恐怕是横亘在艺术追求者们面前的一道“命运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