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春蕾 夏和生

（四）《乾元观记》石碑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所立。碑石为石灰石，高1.83米，宽0.96米，厚0.2米。《乾元观记》碑文为大理寺卿陈文烛（字玉叔）所撰，以行书写成，内容主要记载乾元观全真闫祖派开山祖师希言道人的活动事迹，是研究乾元观历史和闫希言生平的重要依据。碑阴刻着《乾元观天心庵碑记》，主要记载位于大茅峰南面的乾元观下院——天心庵的建庵经过。刻石时间为乾隆己丑年(1769年)七月，碑文为楷书。此碑是乾元观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石碑，现保存在观内，是乾元观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三、茅山镇山之宝

茅山四宝是茅山传坛八件宝物中的四件，另四件宝物已经遗失。不少书籍中都记载这镇山四宝是宋徽宗赐给茅山上清宗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的，查阅史料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据元代《茅山志》卷十一“上清品”记载：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宋哲宗赵煦的皇后孟氏不慎误将尖针吞于喉中，朝内御医束手无策。哲宗皇帝心急如焚，广贴榜文，四招医士，然举国上下，无人能医。刘混康宗师闻之，飘然进京入宫，用茅山道教秘传符箓和丹药催吐，使孟后吐出尖针，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哲宗皇帝龙颜大悦，深感茅山道士医道神奇，便请刘混康住持京师上清储祥宫，并赐号“洞元通妙法师”。刘混康在上清储祥宫居住不久，辞请回归茅山。宋绍圣四年（1097年），哲宗敕江宁府修建刘混康所居潜神庵，工竣敕名为“元符观”，以示纪念；别敕茅山上清经箓宗坛，同江西贵溪龙虎山、江西清江阁皂山，三山鼎峙，辅化皇图。

宋徽宗继位后，于建中元年（1101年）诏请刘混康再赴京师。崇宁元年（1102年），刘混康屡告归山，徽宗挽留不住，遣使送其归山，先后赐送九老仙都君印、景震玉櫑（lěi）具剑、御制诗颂书画等，“赐予不能悉记”。

徽宗所赐宝物在元代《茅山志》中并未一一列举，崇宁年间（1102～1106年）句容知县鲍慎辞所撰《茅山元符观颂碑》的记载倒比较详细：“（刘混康）未几告归，赐号葆真观妙先生，诏刻‘九老仙都君’玉印，及白玉念珠、烧香简、红罗、龙扇诸物，又亲御毫楮，为书度人、清静、六甲神符三经以宠赉之，皆惊世骇目，不可名之宝。”但在元代《茅山志》与鲍慎辞的记载中，除了九老仙都君印外，其他宝物与今天所见的茅山镇山之宝并不完全相符。而明代《茅山志》“明懿典”载：“传坛诸宝：九老仙都君玉印一颗、合明天帝日敕玉符一道、御赐宗坛玉圭一笏、哈砚一座、宣和御赐玉靶剑一口、《上清大洞秘箓》十二卷轴、《上清大洞卷策简词》十二卷轴、《辽王诗简》一卷，共计八件，以作镇山之宝。” 这里记载了现存的茅山镇山四宝，但并未说明八宝的来历。所以将镇山之宝笼统归为宋徽宗对刘混康宗师的赐予，是缺少依据的。

宋代以后，茅山道教传坛八件珍宝，历经沧桑，屡遭兵火，后四宝已经失传，前四宝玉印、玉符、玉圭、哈砚至今仍然保留，茅山道教将其称之为“镇山四宝”或“镇坛四宝”。“文革”期间，四宝被抄，后被南京博物院收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宗教政策全面落实，四宝又回归茅山道院，现存于茅山大茅峰九霄万福宫内。

下面分别介绍一下这四件宝物。

（一）玉印

白玉制成，洁白无瑕。玉印长6.8厘米，宽6.4厘米，厚2厘米，上刻篆体阳文“九老仙都君印”六字。据传此印是用我国“和氏璧”的一部分刻制而成，有“夜食四两朱砂，日盖千张黄表”之说。就是说，夜里浸在四两朱砂里，第二天就可以连续盖千张黄表。又传说：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玉印被收至皇宫，被改制为“奉天承运文宝”的玉玺。但三刻三试，印迹仍是“九老仙都君印”六个篆体。明太祖无奈，只得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命人送还茅山道院。每逢茅山香期庙会期间，前来茅山朝圣进香的善男信女，都要请茅山道士在其香袋和腰带之上盖一颗“九老仙都君印”，意即能消灾进寿，遇难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