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彦如 张剑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作为妆饰理容的生活用品，镜子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975年甘肃广河齐家坪41号墓葬中出土的桥形钮素面圆镜，证明古人在至少4000多年前就开始了青铜镜的制作和使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铸镜业始于齐家文化而盛行于战国时期，经过两汉的繁荣期后，至唐代达到鼎盛。在玻璃镜普及之前，铜镜一直是古人“自鉴”的用具，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里的“铜”就是指铜镜。

宋代时，镇江制镜业已颇具规模。从考古发现的部分字号铭文镜中可以得知，城内制镜作坊有多处，有的还是数百年的老字号，并拥有一批制镜名师。铜镜一面光滑，镜背的空间则被古人不避烦琐地雕铸了繁缛花纹。宋代铜镜以形制多样、题材集中，重实用非装饰，细线浅雕为重要技法，缠枝花卉镜、宗教色彩铜镜及商标铭文镜都是宋代铜镜的典型代表，而商标铭文更是重要的时代特征。铜镜作坊一般会将自家的字号以铭文的形式刻在镜背上，并用双线框起，这种形式称之为“牌记”。通过对宋代铜镜牌记铭文的观察，铸镜作坊分布广泛，品牌众多，反映了铜镜鲜明的商品化倾向和商业竞争趋势。

镇江考古出土的牌记铭文镜有“润州元本陈家青铜照子”“润州徐家六叔第二等青铜照”“镇江府陈家青铜照子记”“镇江府水军酒库前石家照子”等。牌记铭文镜主要流行于南宋时期，考古发现镇江制造的宋代牌记铭文镜中，明确属于北宋时期的产品，即标明为“润州”的地名不多。因为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升润州为镇江府”，镜铭“润州”者必在政和三年改制之前，此类镜时代属北宋；而镜铭“镇江府”者，则在政和三年之后，此类镜时代属北宋末年或南宋时期。

宋代从润州到镇江的制镜作坊店号，考古资料中所见有陈家、徐家和石家。“陈家”是镇江的制镜老字号，在镇江生产牌记铭文镜中占比最大，其北宋时期生产的一面铜镜标有“元本陈家”字样，反映“陈家镜”渊源之久远，应是镇江古代铜镜制作的代表。

考古学家王仲殊考证，三国时期京城（京口）匠师陈氏闻名遐迩，其中有一支东渡日本作镜，而留在京口的陈氏家族传承制镜技艺，繁衍生息，直到南宋时期，历经千年而不衰。北宋润州陈家即是三国陈氏匠师的后裔，所以才敢于亮出“元本陈家”的牌子。

以名师挂牌吸引眼球招徕顾客，是宋代商业行为中常见的现象，所谓匠师、业主、名牌三位一体。由标名为“徐家六叔”铜镜制作店推测，润州“徐家”是一大家族，“六叔”之外，可能还有徐氏其他匠师的分号。

镇江后出的制镜名号还见有“石家”，专家认为，可能是湖州石家分设到镇江的一支。这一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地方，如镇江出土的一面“湖州周寄居婺州炼铜照子”镜，清楚地表明在婺州开业的湖州周家，仍冠以“湖州周家”的名牌，反映出宋代商业的激烈竞争，除了产品远销占领市场之外，还径直到其他地方开店列肆。同时，市场常有冒充名牌的假冒商品出现，因此在商标上加以“真石家”“真正石家”“湖州祖业真石家”等字样，以正视听，润州“元本陈家”的标记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代的铜镜多以斤两计价。镇江地区出土的铜镜铭文中可见明码标价，标记与牌记铭文分开铸印的现象，如：“湖州真正石家青铜镜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湖州石家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以及镇江出土的“湖州周家寄居婺州炼铜照子每两一百文”。从所标价格看，分为“一百文”和“六十文”两种。

这种价格差异存在的原因，究竟是业主为了压价销售，抑或是铜镜质量存在的级差？很难论定。但镇江制造的铜镜中有一面直接标有质量等级——“润州徐家六叔第二等青铜照”，表明“徐六叔”镜铺生产出售的铜镜至少分两个等级，按质售价，这与有的铜镜上标价每两一百文和六十文所分两等相吻合。

铜镜资料中出现的几处宋代镇江制镜铺，具体位置不详，未见志载。可有一面“石家”镜上明确标明地址在“镇江水军酒库前”。宋时镇江驻军所开设的酒库有四处：即“中库在长桥之北，西库在果子巷内，西上库在渌水桥之西，江口库在京口闸之西”。而镇江水军所立军寨有三处，即洗马桥、西津西仓门、金鸡岭。洗马桥地址在宋城西侧江口镇附近，水军酒库应该就是“江口库”，据此，铜镜上铸印的“石家”制镜铺，应在江口镇上。

铜镜的铸造历经制模、制范、浇注和打磨等工序，包含了我国古代浓厚的文化艺术信息。经济发达、原料充足、江河交汇的便利交通是镇江地区宋代铸镜业发达的重要原因，也反映了宋代镇江经济社会文化繁荣昌盛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