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长富

北固山上的舍利（指死者火化后的残余骨骸）铁塔是今天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说到北固山上的这座舍利铁塔，明清论者大多认为是唐代李德裕所建；今天的论者多说李德裕所建为石塔，但对石塔是怎么变为铁塔的，北固山历史上是否只有李德裕所建的舍利塔，有无其他的舍利塔，诸如此类，论者多语焉不详。而且，由于历史上甘露寺的寺址有所变化，这座舍利塔当初是建于何处，论者也多语焉不详。为此，笔者查考了有关文献，有些新的收获和认识，提出来供参考。

唐代李德裕始建舍利石塔于北固山

唐代著名政治家李德裕，一生曾三次任润州刺史。第一次是在长庆二年（822）到大和三年（829），第二次是在大和八年（834）和九年，第三次是在开成元年（836）和二年。就在他第一次任润州刺史时，他先后两次把润州上元县（今南京）出土的舍利等文物移藏于北固山。对此，他在长庆四年所作《阿育王塔舍利石函铭文》中说：“上元县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二十一粒，以长庆甲辰岁（指长庆四年）十一月甲子移置建初寺，分十一粒于北固。依长干旧制，造石塔，永护城镇，与此山俱。”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只字未提甘露寺。他又在大和三年所作《重瘗禅众寺舍利题记》中说：“有唐大和三年己酉岁正月廿四日乙巳，于上元县禅众寺旧塔基下获舍利石函，以其年二月十五日乙丑，重瘗藏于甘露寺东塔下。”从这两段铭文可以看出，李德裕长庆四年所建之舍利塔，显然是石塔，所藏石函中只有舍利十一粒。李德裕大和三年“重瘗”石函所藏之舍利，据后人统计，有一百五十六粒。至于文中所说“甘露寺东塔”究竟与长庆四年所建之“石塔”是否为同一座塔，今天难以臆断。但从宋代务周所作《甘露寺重瘗舍利记录文》（详下）看，它有可能是砖塔，也不能排除是石塔。由此看来，明人都穆《游北固山记》说甘露寺有“铁浮图十级，乃唐李德裕观察浙西时所作”，显然错误，不可信从。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李德裕为什么要把上元县的“舍利”移藏到北固山呢？今天看来，当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上元县当时属于润州，李德裕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这些文物。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永护城镇”，含有分享神灵护佑之意。

北宋润真和尚建造舍利砖塔于“甘露寺东隅”

北固山历史上所建的舍利塔，除了唐代李德裕所建以外，北宋润真和尚还曾建造过另一座舍利塔。对此，北宋徐铉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所作《润州甘露寺新建舍利塔记》中说：“维皇宋二叶，改元五祀（指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润州丹徒县令王纪改筑县墙，掘地得石函，验其刻文：‘梁大同五年道人法序瘗真身于此。’函中铜龛一，龛中银合一，合中银瓶二，舍利七粒存焉。……掌役者张遇获之以献。……（张遇）因投郡之慈云，削发为沙门，易名润真，精心苦行，誓复前迹。……数年之间，克果其愿。即以端拱元年夏四月八日迁致于郡之甘露寺东隅，建浮图焉。……其高七十尺，其周二十步。八隅莹玉，玉盏凌霄。”从这一记载看，润真所建是埋葬梁代法序和尚“真身舍利”的舍利塔，是北固山在唐代李德裕所建之后，北宋时期所建的另一座舍利塔。这座舍利塔所藏“舍利”只有“七粒”。再从徐铉所记说“其高七十尺，其周二十步”，宝塔既高又大看，润真所建当是砖塔，不会是石塔或铁塔。

至于润真所建的舍利塔的塔址，从徐铉文中说“迁致于郡之甘露寺东隅”，而文中又说“是寺（指甘露寺）也，北固山之阴崖，赞皇公之遗迹。峥嵘飞阁，迥瞰沧江，迤逦岩房，周行数里”，而且当时甘露寺寺址是在前峰的后部即“北固山之阴崖”，所以润真所建砖塔当是在前峰的后部，与长江有一段距离，“迥瞰沧江”（意为远看长江）就显示这一砖塔不会是近在江边的北峰。今天看来，润真所建之舍利塔当是北固山在李德裕所建之后建造的又一座舍利塔。值得注意的是，徐铉这篇文章只字不提李德裕所建的“舍利塔”，看来当时尚未发现李德裕所埋藏的舍利石函。

今天，如果把润真所建与李德裕所建作一比较，便可发现两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区别。首先是二者都与“塔”有关，李德裕所建塔的所在，李德裕所作《重瘗禅众寺舍利题记》说发现“舍利石函”后“重瘗藏于甘露寺东塔下”，而徐铉所作《润州甘露寺新建舍利塔记》也说在“甘露寺东隅建浮图焉”，但并不在同一地点。可见二者都在甘露寺东，但并不在同一地点。其二，“题记”所说“舍利”是指“禅众寺舍利”；而“塔记”所说“舍利”是梁代法序和尚的舍利，二者同是舍利塔，但所藏又有区别，彼此并没有关联。

北宋务周和尚创建舍利铁塔于唐塔“故址”

北宋元丰元年（1078），务周和尚在所作《润州甘露寺重瘗舍利记录文》中称宋神宗“熙宁己酉岁”（1069），甘露寺僧人发现了李德裕埋藏于“甘露寺东偏”宝塔遗址之下的舍利石函之后，“遂乃择良匠，冶黑金，为浮图九级，即其故址而藏焉”。“起于丙辰（1076）之仲夏，成于戊午（1078）之孟夏。”由此可见，甘露寺铁塔是始建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到元丰元年（1078）之间，务周和尚是甘露寺铁塔的始建者，塔址最初仍在北固山前峰后部。

值得注意的是，据《至顺镇江志》卷九所录天目山僧明本“记”说：“宋祥符间（1008-1016），住山大沙门祖宣禅师乃国之舅氏，欲迁寺绝顶。郡守闻于朝，得旨遂其志。”于是甘露寺就在祥符年间从前峰后部迁到“绝顶”即后峰。但务周创建的铁塔最初是建于甘露寺迁到后峰之前，所以其塔址却仍在前峰后部甘露寺“故址”，那么，这座舍利铁塔又是何时迁移到后峰的呢？对此，笔者并没有看到前人有明确记载。但是，今天从北宋米芾所作《甘露寺悼古》诗序却看到了重要线索。诗序说：“甘露寺壁有张僧繇‘四菩萨’，吴道子‘行脚僧’，元符末，一旦为火所焚。……今所存唯卫公铁塔、米老庵三间。”米芾所说“卫公铁塔”，当即务周本来创建于北固山前峰后部甘露寺原址的铁塔。由此看来，铁塔开始迁移到北固山后峰祖宣兴建的甘露寺边，当不晚于元符年间（1098-1100）。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米芾已称之为“卫公铁塔”。到了明朝，王直（1379-1462）所作《甘露寺兴造记》更说李德裕“造铁浮屠七级”。其实，历史事实表明，甘露寺铁塔是始建于北宋务周和尚，而且务周所建铁塔本来也不在后峰，它迁移于后峰，如上所说，当是在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甘露寺迁址北峰之后，元丰元年后到宋哲宗元符（1098-1100）之前这一段时间内，至于更具体的确切时间，则有待新的发现和进一步的探讨。

最后，说点题外话。这就是：这篇小文考订甘露寺铁塔本身是北宋务周和尚所建造，而不是唐代李德裕所建造，这会不会影响到对“舍利铁塔”价值的评价呢？个人以为，这样做非但不会有损于对“铁塔”本身价值的评价，反而会去伪存真，“刮垢磨光”，有益于人们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其一，就铁塔所贮藏的文物而言，无论是说唐塔还是说宋塔，它们所贮藏的都是李德裕所藏的舍利石函，舍利石函本身才是最有价值的。其二，了解铁塔的始建时间，有助于对李德裕所建舍利塔质地的认识。如果把宋塔说成唐塔，那么宋塔本身也会受到影响，迟早会“弄巧成拙”，影响到对其文物自身价值的评价。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这座宝塔本身所存在的真实情况，以利于正确地认识和科学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