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明军

都说孩子的出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如日本和我国古代，子女就把自己的生日称为“母难日”。即便佛教亦将生日称作“母难日”，并主张这天不宜大肆庆祝，以示对母爱的尊重和感恩。

我的生日是农历四月十四，晚上八点出生。按过去的说法是“戌时建生”的。据我父亲说，生我的这天，我的母亲还在生产队做了一天的活。收工到家，吃了晚饭，早早地就洗洗上床了，她觉得我的出生就是当晚的事。果然，我如母所愿，整八点脱离母体，以一声响亮的新啼向这个世界报到。

由于父亲是一名被打倒的干部，在那个年代我的到来真有点不合时宜。因此，我的出生并没有让全家人充满怎样的惊喜，相反，还有点淡淡的忧伤。我的上面已经有了五个哥哥一个姐姐（不过当时已夭折三个哥哥了），生活已经相当的为难，再添人多口的，无异于雪上加霜。何况，我出生时还有一点小小的意外，我是含血而生的。有经验的产科医生在新生儿出生后，都会在婴儿的屁股上打一巴掌，孩子便会“哇”的发出一声新啼了。替我接生的姥娘（我们那时都是在家生的，被称作“姥娘”的接生婆就是本村人）是一个有经验的吴姓妇人。说她有经验，一是本村大部分新生儿都是在她手上来到人间的；另外就是她接过忤生儿（就是脚先头后倒着出生的）。据说我出生时不声不响，她照例倒着拎起我的双腿照着屁股就是一巴掌。然而，我依然不动声色。一边的父亲见状，当即捏开我的嘴巴，从嘴中抠出了一个血饼子，我这才骄傲地哭着向他报到。为这事父亲说了一辈子，他觉得我应该有点异秉。其实，我哪有什么异秉，既不像手握血块而生的成吉思汗那样成为草原上的雄鹰，也不似头发中空身具三宝而生的伍子胥，不过是含着母亲一口血而生的普通人而已。

我的第一个生日也就是俗称的“抓周”，父母没有专门为我办，一家人饭都吃不饱，还抓什么周呢？母亲后来告诉我，在我一周岁的那个时辰，因为母亲没有奶水，我是抓着她的手指睡着的。我抓周抓的是母亲的手指。

十岁记事了，生日那天早上，母亲从汤罐里捞出一个煮熟的鸡蛋，塞到我的手里，告诉我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受宠若惊，怀揣那个温热的鸡蛋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哭了很久，直到晚上睡觉才在被窝里把它吃了。

二十岁的生日是在部队度过的。那时，我在黄海之滨的边防部队。生日那天，我照例和战友们骑着自行车下防区，到海堤上巡逻。一如往日地为当地群众办理户口迁移，为出海的渔民办理出海证件。直到十多天后，我接到家里的信才知道我这个月过生日。那时，我的生日已过去快半个月了。

三十岁的生日是我第一次做的大生日，那时我在镇江边防的检查艇上带兵。生日那天，司务长一早买了不少菜，准备晚上为我庆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刚吃完午饭，我们就接到了台风警报。未及准备，不一会江面上就波涛汹涌起来。江边码头是不能再停靠了，必须入港避风。就近的避风港早已船满为患，作为军人，我们不得与群众相争。经请示，我们只能到数十里外的三江营避风。解缆时，已是风急浪高，空旷的江面上没有一条船航行。我要求全艇实行封闭管理，每人救生装备齐全。由于艇身停靠时与长江平行，往三江营方向又必须掉头，艇身横切有着极大的风险，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刻不容缓，我和航海长冒着极大的危险，全速满舵，搏命一试，总算在浪涛中掉转了航向。三个多小时的航行用惊涛骇浪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到达目的地后，人人面如死灰，厨房里的餐具更是早已碎了一地。劫后余生，司务长带人上岸重新购物。那晚，我喝得烂醉，全体人员共同“庆生”。

四十岁的生日是我从外地调回镇江不久，再加之新晋了职务，顿有李青莲人生得意须尽欢的豪迈。殊不知，生活之路向非坦途，巨大的家庭灾难已在不远处等我。五十岁生日时分明沉稳了不少，家庭的变故、军旅生涯的结束，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感受。十年生死两茫茫，我走在东坡居士曾经走过的路上。

对我的家庭来说，女儿出嫁是今年的大事。袁枚说生女儿是“情疑中副车”，我没有那般重男轻女。婚礼上，当我亲手把女儿交给女婿转身离开时，自感脚步分明有点蹒跚，充其量就是余光中所说的“伪作轻松”，心里是少少的如释重负和满满的不忍不舍。没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女儿出嫁和到龄二线就是我今年的生日礼物。虽未整寿，已觉耳顺，并无蛋糕蜡烛之盼。对于“满堂儿女团栾、满捧金杯争劝”也不向往。一碗锅盖面，几声祝福，却道幸福是寻常，然也。

不同人的生日有不同的过法，不同年龄段的生日有着不一样的想法。少年时的盼望渴望甚至奢望是应有之义，中年时的讲究高调抑或铺张也并非过错，只是到了耳顺之年，就生日之事犹存“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心，则不免失当矣。什么年龄干什么事，什么角色存什么心，就我来说，当下的生日之愿便是“白头相守愿年年，只恁尊前长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