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浩月

作家王兆军先生数年前回老家，写作村史、开办书院、传道授业，过上了一种被认为“知识分子理想化的生活”。回归乡村，其中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但熟悉的生活场景，也激发着作家的写作动力。

他用当下较为罕见的方式写作，花费九年，六易其稿，完成了主要以民国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蚂蚱》，并于2023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说《蚂蚱》的写作方式较为罕见，是因为作为长篇小说，在村庄这个单一场景里，容纳了诸多人物形象。在长篇小说写作人物趋向少量、关系趋向单一的写作潮流下，《蚂蚱》一书颇显传统，它隐含了章回体的内在结构，使用了说书人的口吻，让这部作品在拥有民间叙事格调的同时，显露知识分子式的思考与批判。

在这部37万余字的小说中，唯一一个贯穿前后的人物是三福。三福是村里的“约地”（类似于村调解主任的职务），当过一段时间的“抹斗手”（粮食市场经纪人），他的一生，把在县里当差的赵建章传授的一句话——“凡事，怎么好，怎么做”当作人生信条，辗转腾挪于各种人与各种事之间，成为村邻之间、民与官与匪之间、本土与外界之间沟通交往的润滑油，解决了很多棘手难题。尽管三福是具备一定智商和情商、深谙人情世故的“老油条”，作者王兆军却坦言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人物，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作品里花费了最多的笔墨，把三福塑造得生动而真实。

有关吃的问题，是《蚂蚱》的描写重点之一。小说对田地里的农作物种植、院子里的粮食加工、锅碗瓢盆中的口粮口感，有着详细的描写，蚂蚱庙村全村人的喜怒哀乐，很多时候都围绕着粮食的多寡体现出来。

小说写道，那几十年间极少有粮食满仓的情况。蚂蚱庙村人是吃杂粮长大的，由此或可理解，村里有蛮横的、鲁莽的、凶狠的人，或多或少都与吃不饱有关，而那些有关贪婪、享乐、占有的欲望，也和家里粮缸是否储存丰富有关。《蚂蚱》是部读了会令人产生饥饿感的小说。《蚂蚱》有一些可以穿透时代暗墙、至今看起来仍有光辉外形的人物，比如赵琪和他写的那些可以从精神困境当中拯救人们的书信，比如走在乡间道路上因为外貌与气质俱佳而被称为“何仙姑”的女子，在王兆军古意十足、含义丰富、价值倾向鲜明的书写下，他们得以脱离村庄这个泥潭，一个成为可以预见未来的“先知”，一个成为可以轻易超越桎梏与束缚的新女性。赵琪与“何仙姑”是两代人，但却都是灰暗村庄内部发出的耀眼光亮，寓意着文化与见识的力量，最终可以带人冲出牢笼。

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以及影视作品的影像呈现下，“蚂蚱”已经不是拥有咀嚼式口器的植食性昆虫，它张牙舞爪与瘦骨嶙峋，它的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它作为个体的渺小脆弱，以及成群结队后所造就的破坏力，都使得这个词拥有了可供多层次解读的隐喻。

在这部小说中，蚂蚱上可是登堂入室的神明，下可是下油锅也不解恨的祸害，作家借由这一上一下之间留存出来的巨大空间，来讲述强悍与软弱、尊贵与卑微、命运与生存等主题。在书名的一目了然之下，作家的审视目光和复杂情感，均匀地到达书中每一个人物的身上，愤怒与忧伤不加掩饰，其心可鉴。

《蚂蚱》是一种“抢救式书写”，不仅书中的蚂蚱庙村逐渐沉没在记忆中，就连书中人物的呼喊与叹息也离人们的耳畔愈加遥远，在当代人顺着科技与智能的潮流，体会并享受短暂且强烈的快感时，《蚂蚱》中写到的人正在一条逆行的时光之旅上，朝着他们的苦难源头在行走。他们的人生和命运，是一道绷紧的琴弦，从未弹奏出过完整的旋律，如果找不到他们的声音戛然而止的原因，作家的书写、读者的记忆，都将陷于荒凉的无用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