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亚平

我离开家乡38年了，年近花甲之年，已经有了上岁数人的通病：眼前发生的事转身就忘，而儿时经历的事动不动就会浮现在脑海中，清晰得历历在目。

昨晚又一次失眠了，似醒非醒中，脑海中出现了家乡的一条小街，那条再熟悉不过的据说乾隆年间建的黄麻石老街，就叫陈家弄。

老街不大，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四五米的样子，街两旁，中药铺、包子油条铺、剃头店、供销社、生资部、照相馆一字排开，对了，中间还有一座小学校，这些都是有门面的，鳞次栉比的有些规模，日出开市，日落打烊。那些檐头精致而破败的砖雕瓦当、泛白的门板上油亮的铁栓、高大幽深的青砖瓦房墙角上的青苔、斑驳了的厚重木门上褪色的朱红，还有老街黄麻石上的坑坑洼洼，都在展示她的过往和无奈。

其他如补锅焗碗的、染布箍桶的、磨刀卖肉的、镶牙拔牙的、卖鸡贩鱼的，都要在农历初一、四、七、九逢“落”才在街两旁依次分布，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煞是热闹。

在老街，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好吃不过包子，害怕不过刀子，好奇不过挑子”。说的是三个人：陈九娘子的包子、洪福拐子的刀子、王富宝的挑子。

记得作家史铁生说过一段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话：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我却认为，味道是不能忘却的。

八九岁时，有个冬天的早上，我背着母亲缝的布书包路过街西头陈九娘的包子铺，夸张的火苗子在鼓风机卖力嘶鸣下肆无忌惮地噬舔着大铁锅四周，热气腾腾的蒸笼散发出肉包子的香味，弥漫了整条老街，也弥漫了我饥肠辘辘的肚皮，我脚步迟疑了，口水不争气地流下来，真流下来了。

据说我小时候模样长得虎头虎脑有点讨喜。陈九娘坐在高高的凳子上一眼就看到我了，她慢慢摸出一支烟掐下一半，然后小心地把剩下的半支揣进胸前白色围兜里，就着炉火点着后，深吸了一口，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我，一只油纸包着的热腾腾的包子就递到了我手上，我仰着头，冬日的暖阳照在九娘那像包子褶皱的脸上，也照进我幼小的心房。那如同花开一般满脸褶皱的笑脸是我今生见过最美最慈祥的笑脸，那个包子的香味现在想起来还让我满口生津，唇齿留香。据说陈九娘生养了九个子女，因此唤她九娘。在那困难的年代，她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不得而知，但她那像包子褶皱的笑脸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洪福拐子的肉摊位靠近街的东边。洪福拐子长得肥头大耳，拄双拐。据说双腿是早年间被东洋人打断的。你如果买一斤肉，他操一把蒲扇样的雪亮剁肉刀，手起刀落，上秤、报账、算钱一气呵成，斤两、钞票不差分毫。眨眼间，你看不出一个身材肥胖、双腿残疾的人身手如此敏捷。也有闲暇时候，他便捧上那把黑不溜秋的小茶壶，眯着眼躺在油光锃亮的木躺椅上，惬意地听上一段小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的《说岳全传》。说不清彼时的他是在算计今天挣了多少钞票，抑或是在回忆年轻时那些英雄壮举的事儿。岁月也就悄然碾过麻石老街随着亘古不变的日出日落随风而逝。

剃头匠王富宝挑着他那“一头热”的家当赶“落”来了。说实在话，王富宝剃头手艺稀松平常，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以至于剃了一辈子的头还是光棍一个。然而大人们私下说，他有个独家暗门手艺：偷鸡。传说中他有一只祖传的“活蚂蚱”。一只活灵活现、可蹦可跳、可上发条的弹簧铜蚂蚱。乡村人家谁家不养个三五只鸡？趁人不注意，他把系上绳子上紧发条的铜蚂蚱往鸡群里一扔，群鸡看到一只活蹦乱跳的蚂蚱拼命抢吃，却不知道是拼着命去抢死。等弹簧卡住鸡脖子，鸡就进了王富宝的剃头挑子。三五秒之间完成，从不失手。

传说只是传说，谁也没当场抓住过他。虽然这手段有点下三烂，然而听说他有个“三不原则”：穷人家不偷，孤寡鳏夫不偷，生病人家不偷。反正我小时候我家和我村上人家难得听说少了鸡，倒是被黄鼠狼偷了不少只鸡。反正这只是传说而已，也许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也许把被黄鼠狼偷鸡的账算到王富宝头上也不一定。也许是那个年代苦难的日子被人凭空臆想成了幻觉也不一定。也许王富宝自己到死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作家王安忆的散文《黄土的儿子》是写路遥老师的。记得她这样说过，这个世界上装饰是越来越多，将真相深深掩盖。其实破开绿地，底下是黄土，风刮起黄土，底下还是黄土，路遥，我们都是黄土的孩子。

我想说的是，若干年后，我们都将归于黄土，而我，永远是陈家弄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