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滴石水

《资治通鉴·二十二卷》记载：公元前408年，魏文侯魏斯派大将军乐羊为主将、自己的儿子魏击为副将，攻打中山国。乐羊、魏击率军浴血奋战三年，攻下了中山国。魏文侯大宴群臣，以示庆贺，酒至半酣，“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但谋臣任座不以为然：“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任座认为文侯此封有私心，算不上仁德君主。“文侯怒，任座趋出。”见文侯大怒，任座悻悻离开了宴席。文侯随即问身边的宰相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这就是著名的“君仁臣直”典故的出处。

后人研究这段典故，大都从进谏角度分析议论，甚至有学者将此归纳为翟璜开创了“巧谏”模式。

认真琢磨《史记》《资治通鉴》等相关史料后，我觉得史家们在这些著名史书中记载此事，不仅仅是要启迪后人如何进谏，更重要的是要明白“仁君与直臣”相互间的关系。

“臣闻君仁则臣直”，翟璜的这个观点，绝不仅仅是因为“任座之言直”得出的。他在文侯手下为相三十余年，协助文侯大胆使用乐羊、吴起等名将，起用李悝、西门豹、子夏、魏成等名臣，改革弊政，推进新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富国强兵，开疆拓土，使魏国一跃成为中原的霸主，开创了魏国百年伟业。在发愤图强的过程中，翟璜十分清楚魏文侯的贤仁。正因为文侯施行仁政，创造人尽其才的环境，魏国才出现一大批能臣直臣。此时翟璜只是借任座直言，要文侯保持清醒头脑，继续广纳直臣之言，防止魏国在走向鼎盛的途中，言路闭塞，毁掉自己开创的伟业。“文侯悦”，我认为不是有人理解的翟璜的话让文侯很受用，他转怒为喜，而是明白了翟璜的用意，知道直臣直言对他的重要，所以他才让翟璜赶紧把任座追回来，并亲自走下殿堂去迎接，奉任座为上宾。

君仁则臣直。因为“臣直”的政治环境是“君仁”。如果魏文侯不仁，任座直逆龙颜，很可能性命不保，不可能再被请回来，奉为上宾。同时，翟璜也不可能借任座直言说事，劝文侯别志得意满，自我陶醉。其实，魏文侯一直致力于创造直臣直言的环境，《战国策》里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文侯精通乐律，喜爱音乐。这天他和田子方一起欣赏音乐，听出其中有的声调不对，田子方借此谏言“审于声而聋于官”“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希望文侯把心思和精力都放在政事上，魏文侯听后立即虚心受教。

反过来，“臣直”也是“君仁”的重要因素。“君仁”不是天生的。帝王个人的品德修养是仁德的重要条件，但是，作为封建帝王，缺乏“君仁”的制度保障和法制保障，君王身边有一大批直臣，是其施行仁政的重要环境。唐太宗李世民是史上公认的贤帝仁君，魏征也是史上公认的直臣。《旧唐书·魏征列传》记载，李世民对魏征说过这样的话：“您所陈述进谏的事，前后有二百多项，不是至诚报效国家，怎么能够这样？”在开创贞观之治的过程中，李世民是深切感受到魏征等一批直臣的极端重要，他对魏征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也。”良工与石材，切磋过程中互为因果。李世民视魏征为良工，自己为石材，在魏征等直臣长期切磋中，仁义尽显，道德弘扬，至成伟业。而从另一角度说，魏征、李靖、尉迟敬德等等，原也是一块块粗糙的巨璞，他们也是遇到了李世民这样的良工，经过长期的雕琢磨砺，才以卓越的政绩造福社稷，留名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