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晨鹏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简称华东革大）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成立的一所革命干部学校，当时被誉为“华东最高学府”。从1949年5月上旬成立，到1952年12月撤销，虽然前后只有短短的三年半时间，但却为新中国培养了5期近16000名干部（不包括南京、浙江分校），为新中国西南地方政权的稳定、东北工业建设、江浙皖农村土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新疆的垦拓事业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于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诞生时间，共识度比较高，经历者和研究者都认同是1949年的5月上旬。具体究竟是上旬中的哪一天，由于众说纷纭，难成定论，重大纪念活动中都以5月10日为惯例。2009年，上海有关方面纪念华东革大建校60周年时，即于5月10日举行了活动。至于华东革大的诞生地，原来大家公认的是“丹阳附近的新丰”，也就是今天丹徒的辛丰镇，但由于2021年5月18日，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文教分会专程在丹阳的上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举行了一个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筹建处旧址揭牌仪式，反而让人们对华东革大的诞生地产生了不必要的疑惑。

诞生地辛丰和创办时间是5月上旬

华东革大在上海第一期招生之前，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创设阶段和整训阶段。根据舒同作序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史》记载，解放军横渡长江后，1949年的4月，“解放军总前委会及中共中央华东局驻在江苏丹阳……华东局党校部分同志和山东南下干部纵队（原渤海区党、政、军机关干部）已赶到镇江附近驻扎待命。5月上旬，华东局在丹阳附近新丰镇研究决定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以华东局常委、宣传部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为校长，以原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刘格平为副校长。”5月28日上海完全解放后，“考虑到干部入城以前必须在思想上作好充分的准备。于是，6月初将全部人员集中在苏州陆睦镇进行整训。”“陆睦”，亦叫陆墓，即今天的陆慕。

这段校史叙述得非常清楚，从筹办创设成立，到去苏州集中整训，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本部的1280名干部，在镇江新丰一带整整驻扎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其中原华东局党校干部82人，占全校干部总数的6.3%；山东渤海区南下干部1019人，占80.3%；济南华东大学毕业南下的学员（毕业后转为干部）169人，占13.3%；还有上海地下党调来的干部5人。”

根据邢恩和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第三支队第三大队南下纪实》一文记载，“3月29日，三大队随渤海三支队领导机关及其他大队离沙沟南下……5月1日下午，奉命在六圩登船渡江，当夜急行军40余里到达丹阳附近的新丰镇。在这里渤海三支队进行了第三次学习整训。1949年5月上旬，在新丰镇，第三支队机关、第三大队机关及博兴、邹平、临淄、桓台、寿光等6个中队，奉华东局指示参加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培养革命干部。”据此，我们可以确认，1949年5月上旬，在新丰镇筹建和创设华东革大，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还有一个资料可以旁证的。根据吕淼钦整理的《山东南下干部进嵊州始末》一文记载，渤海三支队四大队渡江后，“华东局决定渤海三支队一部分到上海市参加接管工作，大部分进军浙江。5月3日，杭州解放，当晚华东局紧急指示南下干部即刻赴杭。5月4日，三支队的一、二大队随同一支队(鲁中南下干部组成)开赴浙江。从丹阳乘车于第二天凌晨到达无锡南门车站附近隐蔽防空，下午继续乘车到浒墅关。”从5月3日后三支队其他大队的去向来看，至迟在5月3日，三支队机关及三大队留在镇江作为华东革大的班底之一，华东局就已经明确了。

李文正从1950年3月至1952年1月在华东革大担任分管教学工作的第二副校长，后又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和中央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长。他在《革大对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一文中写道：“革大自1949年5月成立，至1952年底结束，共办了五期，培养了15300名革命干部。”因此，1949年的5月，也是公认的华东革大正式成立的日期。

至于华东革大诞生的地点，根据相关史料可以确定，是在丹徒的新丰镇，而不是在丹阳的新丰村。由于华东革大转赴苏州集中整训时，是从新丰火车站和丹阳火车站统一乘车出发的，而这两个火车站确实都位于丹阳境内，但不能因此就断定华东革大的筹创地就是在丹阳。

那么，新丰镇和如今丹徒的辛丰，又是什么关系呢？考察历史背景，华东革大的诞生地之所以在辛丰，跟地方政权所在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丹徒县人民政府的驻在地正是新丰镇。1949年4月16日，丹徒县人民政府在苏北扬州组建，当天，丹徒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同时设立。4月23日，丹徒县政府机关即随大军渡江南下，前往新丰。4月25日，丹徒县政府驻新丰镇正式对外办公。一个月后，丹徒县政府才从新丰镇迁往镇江城内。

丹徒县人民政府驻扎新丰镇的同时，辛丰区和辛丰镇人民政府同时成立。在此之后，“辛丰”正式取代了“新丰”。这也是很多渤海第三支队的成员在回忆时，仍然沿用旧名“新丰”的缘故——此前的地图上，均标示为“新丰”。新丰镇虽然易名辛丰镇，但丹阳境内的新丰站却仍然沿用了原名。

张官庄、许岗村和金涵口

根据现有的资料考证，除了新丰镇以外，驻扎有华东革大本部干部和校下属机构的地方，至少还有张官庄和许岗村。

华东革大创设时，是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为基础的，山东渤海区南下干部占了初期人员的80%以上，主要队伍为三支队机关、三大队机关和三大队所辖的博兴、寿光、桓台、临淄、邹平等六个中队。三支队政委刘格平，时为唯一的副校长，承担着事实上的日常事务工作。刘格平曾回忆说：“我们到了华东局组织部，组织部部长张鼎丞同志当面告诉我说：华东局决定，成立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任命舒同为校长，你为副校长，但学校工作主要是你负责，舒同他时间比较少，有事情你可找他商议。”因此，我们只要把当时的相关队伍的分布情况弄清楚，也就可以确定华东革大诞生时的校园分布范围了。

赵玉声口述、赵春颂整理的《赵玉声：我的南下经历》一文记载，“4月30日下午，我们接到上级关于渡江注意事项的命令……过江后宿营地是新丰镇”“5月1日早晨4时，我们在大雾蒙蒙中向长江渡口进发……下午4时，我们从六圩渡口登上机动船牵引的大木船……行驶一个多小时，渡过了十多里宽的长江，到达了镇江码头。登岸时，镇江已是灯火通明……晚上8时，整个大队全部过江。为了防止敌机来回扫射，队伍快速离开镇江，连夜行军直奔新丰镇，一路上都是起伏连绵的山岭。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全凭借天上的点点星光行军。初次过江，向导对地形不熟，领错了路……黎明时分，才找到了我们的宿营地——张官庄。仅仅40多里路，却折腾了整整一夜，同志们疲惫不堪。5月2日清晨，我们住进张官庄，待了7天。5月9日，又到了丹阳城东北五华里的许岗村。解放军总前委会及中共中央华东局也驻在丹阳。我们在许岗村住了16天，休整待命。”赵玉声曾在华东革大三部担任组织干事，时为渤海三支队第三大队第五中队（博兴中队）班长。

吕淼钦整理的《山东南下干部进嵊州始末》一文中记载，三支队四大队于“5月1日下午3时，在江面最窄处的六圩登船渡江，每条木船约乘20人，每4条船为一组由小汽轮拖带，40分钟后安全到达对岸，当夜急行军40余里到达丹阳附近的新丰镇，大队宿营附近的金江口。”查新丰镇附近只有金涵口，并没有“金江口”，因此，《山》文中的四大队宿营地当为金涵口。

原渤海三支队第八大队参谋主任郭景涛，后来任华东革大三部秘书科科长，其在《回忆渤海三支队干部南下情况》一文中说：“5月1日傍晚，镇江军管会派来大小轮船多艘，接我们先后从瓜洲口子过江。过江当夜开到苏南的丹徒、丹阳两县之间住下。”我们因此可以断定，三支队八大队的驻地当为新丰镇和云阳镇之间。

《高青县干部随军南下纪实》一文中，我们还可以发现，5月9日，高青中队奉华东局通知编入三野后勤司令部，第二天上午，高青中队便“到达离镇江12里的大徐庄宿营”。几天之后，高青中队又接到命令调归华东局财办，于14日下午出发，夜11时到丹阳县西街宿营。也就是说，三支队机关和三大队机关的分布，当在以新丰镇为中心，以金涵口、张官庄、许岗村、大徐庄为四至的范围内。

在以新丰为核心的丹徒、丹阳期间，渤海三支队进行了第二次学习整训。学习的主要文件有《城市接管工作学习提纲》《入城纪律十二条》《城市生活常识》等，传达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向准备接管上海市的负责干部所作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