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长富

我国古代的水陆交通，秦朝开始，设有专供帝王出行的“驰道”。镇江古代就曾有“秦皇驰道”，“相传自江乘（今南京）至镇江大路”（《至顺镇江志》卷二）。后来，“驰道”发展为专供传递公文的人员或来往官员行走的交通大道，称为驿路。驿路在唐宋时期有陆驿和水驿，以及水陆相兼三种。驿路从首都（唐代长安、北宋汴京、南宋临安）出发，每三十里设立一座驿站，供传递公文的人员以及来往官员中途歇宿换马。驿路和驿站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显示所在地区交通以至城镇的发展状况。唐宋时期，润州（北宋后期称镇江府）治地所在的京口，是长江与大运河交汇之地，长江南岸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的门户，自然也设有驿站，有的驿站还被称为“在郡国（指州郡）为特钜”（ 南宋陆秀夫《丹阳馆记》）。它们显示了唐宋时期京口城市发展的状况，及其重要地位，因而值得人们关注和了解。这里说说见之于《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等记载的“向吴亭”（通吴驿）“秦潭驿”和“丹阳馆”（以下驿站名称不加引号）。

向吴亭

这里所说的“亭”，并不是指一种“四面开放的小型建筑物”（《辞海》“亭”的释义），而是指“行旅宿会之所馆也”（《康熙字典》引《风俗通》）。因此，向吴亭是指“行旅宿会”馆舍的名称。向吴亭的得名，前人未见有什么说法，个人以为，从《嘉定镇江志》说向吴亭“在府治之南三里”看，当是由于它背靠京口，向南面向“吴中”即苏州一带。由此可见，向吴亭本是行人由京口出发前往苏州一带停留或始发的馆舍，是离别和送别之处。正由于此，所以留给人们深刻的记忆。晚唐苏州诗人陆龟蒙在润州所作《润州送人往长洲》（长洲在苏州）诗要说“秋来频上向吴亭，每上思归意剩生”（意为：秋天到了，我由于思念家乡，频繁登向吴亭南望故乡，每登一次，我都会产生思乡之情）。诗人杜牧回忆在润州的漫游所作《润州二首》也说“向吴亭东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

今天看来，“向吴亭”虽然事实上已成为驿站，但它毕竟还只能算是规模比较小的驿站。等到它被称为“通吴驿”之后，才具有一定规模。对于“向吴亭”改称“通吴驿”的情况，《嘉定镇江志》卷十二记载：“向吴亭，在府治之南三里。唐陆龟蒙诗：‘秋来频上向吴亭’。其更号‘通吴驿’不知始于何时。乾道庚寅（引者按：指宋孝宗乾道六年，即公元1170年），守臣故秘阁蔡公洸给公帑缗钱，命丹徒宰韩元老重建，仍复唐旧名揭之。”《至顺镇江志》卷十：“通吴驿，在府治南三里。创造于唐。宋乾道中重建。旧名向吴亭。今废。”“向吴亭”改称“通吴驿”的时间，从杜牧、陆龟蒙仍称“向吴亭”看，当在晚唐之后，具体时间尚难臆定。

向吴亭及通吴驿的驿址，从《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都说“在府治南三里”，而且“向吴亭”“通吴驿”属于“水驿”（详后），以及丹徒县“罗城”“南曰奉天，奉天号通吴”（《嘉定镇江志》卷二）这三个方面的情况看，当在今天的虎踞桥到南水桥一带运河的岸边。至于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六说向吴亭“在润州官舍”，当是误解“嘉定”“至顺”二志说“在府治”所致。今人所撰《唐诗鉴赏辞典》解释杜牧《润州二首》说向吴亭在“丹阳县南”，更显然是把唐人称润州为“丹阳”，误解为“丹阳县”所致。其实，如果细读一下原诗，从“青苔寺”“渌水桥”就会看到“向吴亭”是在润州，而不在丹阳。

秦潭驿

《嘉定镇江志》卷十二：“秦潭驿，在丹阳馆北，面临漕渠，即萧闲堂之故基。”《至顺镇江志》卷十三：“萧闲堂，在丹阳馆北河岸，宋置。”又按《光绪丹徒县志》卷七：“米芾宅，其自记有脩闲堂，在其后。”“丹阳馆萧闲堂，在千秋桥西（旧‘志’，‘脩闲 ’作‘萧闲’）……”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秦潭驿当是建成于千秋桥西北宋米芾所建“脩闲堂”（即萧闲堂）遗址的前面。秦潭驿的建成时间，从秦潭驿是米芾“萧闲堂之故基”即米芾宅建成于秦潭驿遗址之上可以看出，当不晚于北宋前期。至于它最初建成于何时，则有待查考。

丹阳馆

《嘉定镇江志》卷十二载：“丹阳馆，在千秋桥之侧。绍兴甲子，守臣显学郑滋被旨建，南为中门，东西列二馆，皆向南，每北使往来，朝廷遣接伴、送伴使臣至，则主居东馆，客居西馆。时弗启。若泛命使指及监司按部，亦憩于此。”由此可见，丹阳馆本来是接待“北使”即金国到南宋首都临安（即杭州）的使者的宾馆，同时又是接待“泛命使”（即执行一般使命的使者）和“监司”（监察州县地方长官的机构的人员）的宾馆，并非是一般的驿馆。因而称之为“丹阳馆”，“时弗启”（不经常开门）。到了元朝，“丹阳馆”变成了一般的驿站，因而改名丹阳驿。

丹阳馆的得名，当是由于宋代流行称润州镇江府为“丹阳”。丹阳馆的馆址，《嘉定镇江志》卷十二载：“丹阳馆，在千秋桥之侧。”“皇华亭，在丹阳馆南。”“秦潭驿，在丹阳馆北，面临潮渠。”又据《光绪丹徒县志》卷七记载：“丹阳馆脩闲堂，在千秋桥西。”由此可见，丹阳馆的馆址，是在千秋桥之西，秦潭驿之南，皇华亭之北，北临漕渠，坐北朝南。今天看来，丹阳馆址，大约是在今天的千秋桥到皇华亭这一区间之内。

丹阳馆由于它所处的位置在长江与江南运河交会处，又具有特别功能，所以南宋毛珝《丹阳馆》称之为“渡江第一南来驿，几度华堂延雁客（案：指北方金国来的使客）。……南徐今日古阳关，不断歌声祖筵席”。陆游《入蜀记》记载他乾道六年（1170）六月到镇江后，曾“赴蔡守（镇江知府蔡洸）饭于丹阳楼”，所说“丹阳楼”当是丹阳馆的驿楼。

丹阳馆的规模和地位，南宋陆秀夫在《丹阳馆》中称为“在郡国为特钜”，即在南宋地方州府馆驿中特别巨大，可见其规模之大，地位之高。在这篇文章中，陆秀夫详细记载了丹阳馆兴建原因、作用和地位，以及“大修”的原因：“丹阳馆之所始无可考。按郡志，绍兴十四年朝廷命守臣郑滋建之。于时和议既成，馆是用作。中门南向，接伴使在东馆，客使在西馆。厥后，凡奉法衔命者皆馆焉。部使者亦如之。在郡国诸邑为特钜。屋与岁陈廪廪相压，于是百二十有六年矣。咸淳五年（1269）冬，长沙赵公以外司农典刑，顾谓：‘是邦，江淮闽浙之所交也，四海宾客之所合也，轺车驿骑之所会也，而舍于隶人，不亦羞当时之士乎！’七年春，乃大修之。悉撤其旧而新是图。”

丹阳馆到元代改称“丹阳驿”。《至顺镇江志》卷十三记载：“丹阳驿，旧名丹阳馆，在千秋桥之西。……混一后（指元朝统一以后），屡加缮葺。馆舍共一百九楹。使客之驰驿而至者，则西馆处焉。其乘舟而至者，则东馆处焉。马厩在西馆之西，凡四十五楹，马八十匹，船三十只，以备迎送。”由此可见，丹阳馆在元代虽改名丹阳驿，地位有所变化，但规模还是不小。

以上简要介绍了镇江在唐宋时期三座州府级驿站的一些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其一，唐宋时期京口的驿站，从上文所引刘禹锡诗“吴门水驿”（吴门指润州）以及丹阳馆的实际看，其功能当是以“水”为主，“水”“陆”兼具。这反映了镇江古代城市“因水而兴”，水陆兼备的特点。其二，从通吴驿、丹阳馆所在地区看，它们都处于运河或漕河之滨，属于“水驿”，又是在“多酒楼”的“渌水桥”（杜牧《润州二首》）附近的闹市地区。这显示了润州“城以水兴”的发展历史。其三，南宋丹阳馆的兴建及其“在郡国为特钜”，显示出古代镇江驿站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镇江古代的驿站已成为历史，但在“皇华亭”“丹阳码头”等地名中，仍然隐含着古代那段历史，提醒人们，不要把“向吴亭”看成是“府治”内的一个小亭，从而抹去对镇江古代驿站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