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滴石水

中国历史上开创“孝宣中兴”的明君汉宣帝刘询，弥留之际，为托孤之臣辗转反侧。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即将继位的太子刘奭“柔仁好儒”，难以担起统领天下的万钧重担。太子太傅、一直教授太子的京师名儒萧望之，作为托孤之臣是理所应当的，但汉宣帝清楚萧望之的短处。犹豫再三后汉宣帝还是把萧望之选入了托孤班子。但后来的结果，验证汉宣帝的担心是正确的。

起初汉宣帝重视萧望之，并不是因为他的儒士名望，也不是因为他是萧何的七世孙，而是在处理霍光专权问题上突出的政治表现。霍光从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到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一直总理朝政，是汉朝实际上的统治者。霍光对大汉王朝有很大贡献，但长期柄权，党派亲族连成一体，盘根错节，占据朝廷，成了汉宣帝亲政的严重掣肘。幼遭巫蛊之祸、生长民间、饱受苦难的宣帝心中明白，自己初即位，仅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这个局面。他保持最大的克制，寻找有利时机。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霍光死后的这年夏天，关中下起了大冰雹。萧望之因此上疏，要求汉宣帝安排面见，申说灾异之意。“学识渊博”的萧望之认为，这种灾害现象完全应验了儒家经典里“国之将乱，必有妖孽”的预言。他引经据典，最后说：“阴阳不和，是大臣专任，一姓擅势之所致也。”

看到萧望之敢于出来挑战霍光家族，汉宣帝非常高兴，一年之间擢升其三次，萧望之很快秩比两千石，一下跨进了大汉帝国的高官行列。借助萧望之的奏章，汉宣帝运用政治智慧，于公元前66年，成功用“谋反案”彻底团灭了霍家势力，真正掌握了大汉朝廷的实权，开始励精图治，踏上了“孝宣中兴”之途。

“以霸王道杂之”施政的汉宣帝，想使萧望之成为宰辅之才。“是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者补郡国守、相，以望之为平原太守。”他把萧望之放在了最高级别的地方行政长官位置上，炼用之意十分明显。然而，萧望之不明白汉宣帝的意图，认为他就应该在朝政中枢位置上，用儒家之道，影响宣帝，左右朝政。让其到地方当行政长官，显然是不重视他。于是，他上书宣帝，表达不满之意：“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悉出谏官以补郡吏，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者也”，言外之意很清楚，把他派到地方去，尽管是平原太守，也是舍本逐末，大材小用。汉宣帝无奈，只好将其征入少府，管理皇室财务。

“宣帝察望之经明持重，论议有余，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论议有余”不行，汉宣帝还是想锻炼萧望之的宰辅之能，又一次任命萧望之为左冯翊。左冯翊是汉代拱卫首都长安的三辅之一，汉宣帝把他放在身边长安重要的行政区域任最高行政长官，就是想锻炼其实际才干。可萧望之根本领会不到这一点，居然公开称病不从。汉宣帝爱之心切，只好派身边的内侍找萧望之，告诉他皇帝的用意，萧望之这才勉强就任。

在任上萧望之究竟有没有按照宣帝的心意锻炼自己的实际才干，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只有简单几个字：“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京师称之。”可史书中详细记载的另一件事，倒能说明他是如何对待、处理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的。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西羌叛乱，朝廷派后将军赵充国率军讨伐。京兆尹张敞建议，夏季征伐，又在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供给保障，农业生产会受损失，加之没有积余，来年春季百姓必然缺粮。偏僻之地，更难买到粮食，希望朝廷让罪过较轻、且不是杀人盗窃的人，交纳谷物赎罪。并说从前先帝征讨四夷，百姓不增赋税，用过这些办法。萧望之竭力反对，认为百姓心思莫测，罪人必须进行教化，并用尧、桀之事，伯夷、公绰班之比，《诗经》之说，加以佐证，认为宁可让百姓饿死，也要守住道德底线。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看到朝争剧烈，加上汉朝廷有实力保障征战之供给，不纳张敞之议，平息了争议。

汉宣帝如此欲培养萧望之，因他十分清楚，治国安邦的能力不是从儒学经典上能得来的。要说学书本，汉元帝刘奭绝对过人，他有非常出色的学习天赋，不管多难的东西他都能很快学会，但汉宣帝观刘奭的性格和能力，曾断言：“乱我家者，太子也。”有一次刘奭建议汉宣帝少用刑罚，多用儒生，他大发雷霆：“从先祖开始，汉朝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那些儒生根本不会洞察世事变化，只会厚古薄今，国家怎么能交给这些人？”他希望刘奭的老师能教给自己儿子一些济世经国的真本领，也希望萧望之自己能有实际的宰辅之能。可是，汉宣帝的希望最终落空了。史家认为，汉朝衰败从元帝始。萧望之用心教授的是儒家经典，可实际的治国能力，汉元帝贫乏至极。最可笑的是他对萧望之最后的处置。

刘奭继位后，外戚和宦官的代表史高、弘恭、石显先后与萧望之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他们诬陷萧望之结党营私，谋害辅政大臣。汉元帝派人问之，萧望之说：“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本来根本没有的事，可萧望之这句话，等于变相告诉汉元帝自己在搞“党同伐异”。汉元帝念师生之情，不想把萧望之怎么样。“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谒者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名满京师的儒士教授的太子、堂堂治国之君，竟不清楚“请谒者召致廷尉”就是下大狱。刘奭后来知道真实情况后，诏令宽宥萧望之。谁知萧望之的儿子萧伋此时上书，为萧望之喊冤，史高等人立刻抓住时机，说萧望之不念圣恩，深怀不满，教唆儿子上书，把不是推于天子，倚仗自己是师傅，认为终究不会获罪。不堵塞他不服气的想法，那么圣朝就没有什么厚恩好施予了。汉元帝在弘恭、石显等人的劝说下，准予奏请。已经受过一次牢狱之辱的萧望之，哪能再受此辱，饮鸩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