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延平

镇江的书香文化历史悠久，自古以来，著书、读书、藏书人才辈出。刘勰的《文心雕龙》，沈括的《梦溪笔谈》，都是镇江文化名人的传世佳作。招隐寺的读书台，别峰庵的板桥书屋，则是古人在镇江读书的历史遗迹。还有金山文宗阁，焦山书藏，绍宗国学藏书楼，蒋宗海、陈庆年、丁传靖等众多的民间藏书家。更有像柳诒徵这样，一生以读书、教书、著书、校书为乐的文化学者。

藏 书

柳诒徵是一位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力的镇江人，是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他曾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担任20多年的图书馆馆长，专注于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在馆藏图书编目方面很有研究，他编纂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是中国第一部图书馆藏书总目。他对镇江的藏书事业，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镇江的藏书文化由来已久，金山寺的文宗阁，就是乾隆年间，收藏《四库全书》的“南三阁”之一。在镇的官员、实业家，民间的学者、乡绅，寺庙等都有大量的私人民间藏书。

吴寄尘是一位在南通经营实业的镇江人，他本人非常喜欢藏书，有藏书两万余册，称自己的书斋为“味秋轩”。上世纪30年代初，在柳诒徵、尹石公、冷御秋、严惠宇等学者的大力赞助下，他在伯先公园云台山创建了一座藏书楼，题名“绍宗国学藏书楼”，有恢复文宗阁藏书的意思，首批藏书就以吴寄尘的私人藏书为基础。绍宗国学藏书楼落成后，柳诒徵担任筹备委员会成员，并出任藏书楼管理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负责藏书楼管理事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藏书楼的图书古籍全部散失。新中国成立之初，柳诒徵主持绍宗国学藏书楼恢复，带头捐赠图书1200余册、杂志200余册，在先生的提议、捐赠和筹集下，藏书楼逐渐得以恢复，藏书最多时近九万册。

1929年江苏省省会由南京迁至镇江，柳诒徵、陈去病、庄蕴宽等学者在焦山书藏建立了“焦山书藏委员会”，对藏书重新进行编目，按经、史、子、集、志、丛六部列类，编成了新的《焦山书藏书目》，为编辑《江苏通志稿》和广大读者查阅、研读文献资料提供了方便。

1932年，时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的柳诒徵，被聘为筹备委员会委员，负责筹备建设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就是现在的镇江市图书馆。

柳诒徵在图书馆藏书建设、藏书结构改善、图书管理人员选拔培养等方面都开了先河。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研究，还提供住馆读书、书籍传抄等方式，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中之创举”。针对图书馆的管理，他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规章制度，“保管部规程、编辑部规程、阅览部规程、传钞部规程、访购部规程、印行部规程、参观规程、住馆读书规程”等，从而规范了图书馆的管理。

治 学

1919年秋天，胡焕庸考上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给他授课的历史教授，就是柳诒徵。当时的南京高师，教学开明，大师荟萃，有陶行知、杨杏佛、柳诒徵、竺可桢等大批知名教授，经常把杜威、罗素等国际一流学者的学术思想介绍给学生。

胡焕庸当时主攻史地，对柳诒徵的授课，十分重视且获益很多。柳先生对开讲的课程很有选择，当时主要讲授“中国文化史”“东亚各国史”，并没有开通史课，柳诒徵认为通史可以自学，而文化史则更侧重于抽象与综合，要从史实中找到精髓，作出理论的评定。从现在的角度看，这更像是研究生的课程。

对于柳先生的授课，胡焕庸的印象相当深，“内容博大精深，无所不包，从历代的典章制度、文功武略、各派学说、工商技巧、民俗宗教、货币服饰，无不追本求源，究其发展，举其功用，论其得失。”用现在的话来讲，它的内容，实际上包含着“政治史、法制史、军事史、开疆史、学术思想史、科技史、民族史、宗教史等，也可以说是一部百科专题史。”

受柳诒徵的影响，胡焕庸对中国田制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1935年，胡焕庸提出了被国际上公认的“胡焕庸线”。

后来在柳诒徵主持龙蟠里国学图书馆时，胡焕庸仍不时到馆中请教。抗战期间，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沙坪坝，又得到柳诒徵教诲。1949年后，柳诒徵在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任职，胡也到华师大任教，还一直随时拜访求教。从柳诒徵身上，胡焕庸不只是学到了知识，更多的是综合的知识运用和严谨的治学之风。

著 书

在东南大学任教时，柳诒徵讲授的“中国文化史”，内容精彩生动，不仅文科生爱听，理工科的学生也来听，这门课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和格局。这些授课的讲义，最早连载于《学衡》杂志，后来由钟山书局、正中书局正式出版，就是著名的《中国文化史》。这部书上及远古，下至民国，所采用的资料多达700余种，遍及“群经、诸子、二十五史、历代各家著述，旁及国外汉学家论者与近代报章杂志、统计资料”(《劬堂学记》)，是一部百科性的专题史。

柳诒徵撰写的《国史要义》一书，从叙述我国史学的发源开始，详论史官的权责德才及史书修撰的方法，最终归结于史学所具有的教化力量。深入浅出地探究史学义理，是重构传统史学理论及方法之作。全书分10章，从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个方面，对中国史学传统做了全面回顾，可谓“言史一本于礼”。

晚年时，柳先生曾请同乡治印名家赵蜀琴，刻了一方“一生书里活”的印，这其实正是先生的真实写照，一生活在书里，以读书、教书、著书、校书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