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宪威

今年是韦岗战斗胜利84周年。1938年6月17日，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韦岗伏击日军车队，毙伤日军土井少佐、梅泽武四郎大尉以下20余人，打响了新四军江南抗战的第一枪。本文对韦岗战斗中的两个史实问题试作考证，以资纪念与参考。

新四军的参战部队与伤亡情况

1938年4月28日，新四军先遣支队组建完毕，从皖南岩寺潜口出发时，共辖三个连，即第一、二、三支队的侦察连。先遣支队出发后，陈毅率第一支队随后跟进，并于6月8日与先遣支队在溧水新桥会合。6月11日，新四军军部命令先遣支队从现地出发，务于三日内到达镇江、龙潭间，完成第三战区下达的破坏京沪铁路的任务。陈毅见先遣支队兵力单薄，当即决定从第二团三营抽调100多人临时组成一个连，配合先遣支队行动，归粟裕直接指挥。第三营八连连长童炎生、指导员程祥元担任这个临时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

6月15日夜，先遣支队在下蜀展开铁路破袭。任务完成后，粟裕为扩大战果，同时保持在敌后行动的主动性，临时决定前往韦岗以南赣船山口伏击镇句公路上的日军车队。6月16日夜，在向韦岗开进的途中，由于连续雨夜行军和通宵破袭，部队十分疲劳，出现体力不支、病员增加的情况，粟裕遂决定挑选精干人员参加伏击战斗，其余人员撤出战场隐蔽待命。

据粟裕回忆，伏击部队共有8个班，包括6个步兵班以及1 个短枪班、1 个机枪班，“由各连各选步兵二班，侦察连则加选短枪及轻机枪各一班，各班均配以得力之榴弹手”组成。由此可知，侦察连出了两个步兵班，并加派了短枪班和机枪班。那么这个侦察连是哪个支队的呢？当时粟裕是以第二支队副司令员身份兼任先遣支队司令员的，从表述习惯上来说，如果侦察连之前未有明指，那么一般应指本单位也就是二支队的。这与先遣支队侦察参谋张铚秀的回忆是一致的，后来曾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张铚秀在回忆录《军旅生涯》中写道：“2支队侦察连和2团的两个连由粟司令员带领，到东昌街附近的韦岗，伏击可能由镇江或句容方向来的敌人。” 张铚秀所说“2团的两个连”应为二团的临时连队由两个连组成之误，参加韦岗战斗的其余4个步兵班即出自这个连队。童炎生曾回忆，韦岗战斗中，自己率领八连的两个班，七连连长率领七连的两个班向日军发起冲锋。新四军著名作家丘东平1938年6月24日所写记录韦岗战斗的《截击》一文亦可印证，文章中说，韦岗战斗的胜利是粟裕“亲自带领着四个班，去打得来的。”当时丘东平刚从先遣支队调至第一支队政治部，有关战斗情况是听第一支队参战人员所诉，从口述者的语境分析，这“四个班”应该就指第一支队的参战部队。

所以，参加韦岗战斗的新四军部队为第一支队二团七、八两连选组的4个步兵班和第二支队侦察连选组的2个步兵班、机枪班和短枪班。

关于韦岗战斗中新四军的伤亡情况，据粟裕所述，战斗中新四军牺牲战士1人。丘东平《截击》一文则写道：“这次战斗的结果我们牺牲了两个战斗员。”粟裕作为现场指挥员，他的记述自然更为准确和权威。不过，对于牺牲者的姓名，粟裕和丘东平均未写明。

新四军三支队政治部宣传教育科长孙克骥于1938年到1939年间，在繁忙的战斗间隙写下十余篇短文，记录自己随三支队坚持敌后游击战的见闻。1939年夏，他把这些短文汇集成《点线之外》一文，在新四军《抗敌报》上连载。其中一篇即是纪念在韦岗战斗中牺牲的温国德。据孙克骥回忆，温国德是红军老战士，曾在闽北参加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2月随闽北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任第三支队五团参谋。同年4月，率第三支队侦察连参加先遣支队，任连长。

陈毅写于1939年7月6日的《纪念我们的死者》一文中曾提到温国德在韦岗战斗中的表现：“在先遣队第一次有名的战斗中，解决敌酋土井少佐，也是从马路纠缠，滚到水田内，夺过敌人手中的军刀，才将敌酋刺死，水田为赤。这是三支队的温参谋开辟了这个光荣的先例。”先遣支队测绘参谋王培臣对此也有回忆：“我们三支队的温参谋兼侦察连长同日军土井少佐扭打在一起。他的右手拿的驳壳枪里没子弹了，但这只手被土井少佐的左手拼死地抓住。而土井的右手举着军刀，但土井这只手也被我温参谋的左手拼死地抓住。两个人在水田里翻打着，后来掉进几米深的沟里。”

韦岗战斗中还有数名新四军战士负伤。战斗结束后，张荣华等3名伤员，在两名卫生员、炊事员的陪同下被辗转送到江宁县朱门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隐蔽养伤，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与照料下，经过几个月的休养，伤员们痊愈归队。

被伏击的日军番号

韦岗战斗结束当天，粟裕就写下题为《下蜀镇铁道之破坏及卫岗之处女战》的报告，1939年4月15日又写下《先遣队的回忆》发表于《抗敌》杂志，这是韦岗战斗我方最权威的资料。但两篇文章都没有提及日军的番号，在我方其他人员有关韦岗战斗的回忆中，同样没有交代被伏击的是日军什么部队。这应当与当时战争状态下，相关情报和资料的难以准确获取有关。

1985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编纂《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武汉军区分工编纂日伪关于新四军的文电。编辑组在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侵华日军档案中，找到了日军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镇江班长1938年7月21日给特务机关长的报告（《特镇治情第8号》）：“6月17日在卫岗（句容路上的句容、镇江两县交界处），内山部队司令部的一名军官、三名士兵搭乘的轿车遭到袭击。同一天内，当地兵站部的卡车在同一点受到袭击。” 再查日军序列，内山部队即内山英太郎少将任旅团长的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原属日军上海派遣军，因转隶第十一军，此时正在调防中。这个旅团1939年5月就调回日本，所以在侵华日军的资料中不易查到。这是韦岗战斗被伏击的日军番号之谜首次被破解。

其后陆续发现的日方资料也提供了佐证。韦岗战斗结束后，日军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二大队（下称“独攻二大队”）曾参加对韦岗附近的扫荡行动，并编写《高骊山附近讨伐详报》。该详报有如下记述：“（内山）支队司令部轿车1辆、卡车1辆以及板仓部队卡车2辆，本月（1938年6月）17日上午10：30于高骊山隘路口受到敌人袭击……”

从粟裕的战斗报告中可知，韦岗伏击的战斗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伏击卡车1辆，卡车被击毁，车上日军逃脱；二是伏击轿车1辆，车上3名日军（包括土井少佐、梅泽武四郎大尉）全部被击毙；三是伏击3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击毁2辆，逃脱1辆。与独攻二大队的资料相印证，可知战斗第一、二阶段的日军车辆属内山部队，第三阶段的日军车辆属板仓部队。

板仓部队显然就是日军兵站汽车部队，按照日军惯例，其部队主官应姓板仓。童屹立《韦岗战斗探析》一文中，对板仓部队的具体番号进行了研究，他通过查阅1938年1月15日的《上海派遣军职员表》，发现当时日本上海派遣军所辖的兵站汽车部队全部主官里，只有1人姓板仓，即兵站汽车第19中队长板仓胜满少佐，所以认为板仓部队即为兵站汽车第19中队。

另据韦岗战斗日军亲历者清水阜一战后所写的报告，1938年6月17日上午，时任日军第10师团第1陆上输卒队陆军步兵上等兵的他，与同部队的其他日军士兵，分乘板仓部队的3辆汽车从镇江出发，运送装有日元的金柜、若干军需品及香烟、汽水、啤酒等物资，赶往南京。陆上输卒队为日军后勤部队，主要担负陆路短途输送任务。

综上所述，韦岗战斗被伏击的日军共属3支部队：内山部队（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板仓部队（兵站汽车第19中队）和第10师团第1陆上输卒队。此外，日本官报文件显示，1938年6月至8月间，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司令部战死的军官仅有1名，即土井浩炮兵大尉（追晋后）。尽管其军衔与我方记载有差异，但从所属部队、阵亡时间和姓氏来看，这位土井浩就是被新四军击毙的“土井少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军内山部队指挥官内山英太郎和上面提到的独攻二大队都参加了1937年底侵占镇江的战斗。当时进攻镇江的日军陆军部队主要为天谷支队，1937年9月，该支队被派往上海参加淞沪会战，12月4日，内山命令天谷支队沿常州—丹阳—镇江道，向镇江进发。12月8日，内山下令“本八日天谷支队实行镇江攻略”，当日镇江沦陷。12月10日正午，独攻二大队下达第39号命令：“象山既已占领，本十日午后预定对焦山岛展开攻击”，当晚焦山炮台被日军占领。由此可见，内山部队堪称日军侵占镇江的“急先锋”。韦岗战斗新四军一举击毙内山部队司令部的土井少佐等3人，为镇江人民讨还了一笔血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