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志成

那些年，我常在傍晚时分踏上回家的路。老家的河塘沟渠青砖黛瓦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但是依然感到几分怅然。以往此时，村姑农夫们荷锄扛犁纷纷归舍，村里升腾着袅袅炊烟，一股到家的感觉和气氛扑面而来，正如陶渊明描绘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行路的疲劳顿去一半。自从农村用上了煤气，这样的景致已经很难寻觅了，倘若偶有一两家的烟囱里升起了炊烟，那将会勾起许多的回忆来。

儿时的冬天，隔壁五奶奶烧饭的时候常把我和她的孙子拉进灶间取暖，还唱儿歌给我们听：“烟筒高又高啊，奶奶蒸糕糕啊，蒸把哪个吃呀，给我乖宝宝啊……”家乡称烟囱叫烟筒，我从小没见过我奶奶，所以我就经常到隔壁五奶奶家去玩。五奶奶有时唱“蒸糕糕”有时唱“蒸包包”，其实那个年头糕糕包包一样也吃不到，至多只是从灶膛灰里扒出个炕山芋来，我和她的孙子便吃得满嘴漆黑，真正要吃糕糕和包包要等到过年呢！

那时，我眼睛只知道盯着炕得黑黄黑黄的山芋，根本不会顾及屋上的炊烟，直到离家当兵和参加工作以后，才对家乡的炊烟产生了浓浓的思恋之情。

春节前几天村里人家杀猪宰羊蒸馍蒸糕，炊烟几乎昼夜不停，烟筒里冒出来的是轻烟，既不重也不浓，淡淡地款款地，因为这些日子多数人家烧的是硬柴草，像小麦秸、豆秸、芝麻秸、山草之类，这类柴草烧起来爽手，火旺烟少，噼噼啪啪地响得很有气氛，要过年了嘛！平时农民们舍不得烧它们，总是尽量先把那些杂草塞进灶膛里。为了节省下硬草，勤劳的村民闲时会背个草篮扛个锄头出去劚草皮。年前最忙碌的要算生产队的豆腐坊，高高的烟筒里日夜不停地冒烟，家家户户排着队磨豆腐。豆浆一煮好，男人或女人们总是先舀上一锅拎回家去，甜津津地端上一碗送到老人和小孩子面前。

年一过，转眼就到了春二三月，那是个杏花桃花伴雨的季节，也是青黄不接的日子。草堆剩下没多高了，有的人家开始烧淋过雨受过潮的地脚草。这时，五奶奶和许多妇女一样勾着腰小心地伺候着灶膛里受了潮的柴草，柴草死气沉沉地燃烧着，雾样的烟带着潮气有气无力地爬上烟筒口，在四周徘徊着不肯散去，直呛得坐在灶间的人咒骂着：“鬼天，哪天才能好！”

“双抢”季节是农民们最辛苦最困顿的日子。当村子里第一缕炊烟蠕动着从烟筒里探出头来时，天空还是一弯清月几颗星星以及东边如烟的瓦蓝，然后听到鸡鸣、吆牛和各种响动，这时，村庄才从朦胧中完全醒来。晨炊的烟唤醒整个村子之后，它们开始在村子上空悠悠晃动着，时而聚拢时而分散，像是在絮絮叨叨地议论着庄稼人的劳累和艰辛。中午，许多人家是没空生火做饭的，他们一早就把午饭带下田去，有些是回来舀上几勺子稀饭直接灌下肚子又下田去。当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披着星星进村的时候，晚炊的烟才在暮霭中急急忙忙地升起。

深秋，稻子都登场了，那些日子村里村外到处都飘溢着新谷的清香。为了犒赏开夜工的社员们，有胆识的生产队长会安排一两个女劳力去加工些新米，到肉店割上二三十斤猪肉，再去队里的菜地里搞些蔬菜，做上一餐农民们盼望已久的新米饭，尽管新米饭还没到嘴，但人们从炊烟里已经感受到丰收的喜悦了。其实，开夜工分到的一大碗新米饭和半碗红烧肉，还是被端回家去，一大半下了孩子和老人们的肚子。

有一个秋天是忘不掉的。那年刚开学，学校组织师生挨家挨户去背烟筒，大一点的学生爬上灶头用绳子把烟筒箍好，我们年龄小的就在下面背，随着老师一二三的喊声，轰隆一下烟筒就倒了，于是孩子们灰头土脸向第二家进发。那年头，只能公社食堂集体开伙，不许家庭生火冒烟，如果哪家违规了是要被查处的。

据说，村头有一家曾经就是有灶也不烧的。五奶奶说，抗日战争时，村头那家是游击队的联络点，炊烟是信号，游击队员们只要看到那家烟筒里冒烟了就会马上转移，所以这家人家平时烧饭只用泥锅腔子。后来敌伪方面还派人去转过几趟，这家老奶奶回答说，家里就两人，烧大灶不是费柴吗，锅腔子能省草，难道你不是庄稼人？

炊烟，是世世代代庄稼人生活的写照，是故乡美景中抹不去的色彩，永驻在庄稼人记忆中。而今，古老的炊烟已经渐渐离去了，偶尔见到它们，便会贪婪地多看几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