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卞美岗

十多年前，《京江画派古今展》在镇江博物馆举办，“京江画派学术研讨会”也在镇召开。京江画派,这个被封存百年的艺术流派终于撩开其神秘的面纱，渐渐再次被世人所知。其实，京江画派并没有过时，其价值何在？笔者以为有四。

其一，澹泊明志，操守冰洁，不随流俗，潜心艺事。清代中叶,经济渐显衰落，朝廷昏庸,官场腐败,社会矛盾突出。在这种背景之下，知识分子自有其骨气，他们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献媚于权贵,更不走仕途,而甘于寂寞，甘于清贫,潜心艺事,放情于山水之中,在翰墨中寻求精神慰藉。他们中许多人一生穷困潦倒，仅以卖字画为生却依然醉心于丹青,乐此不疲，无怨无悔,并为此不遗余力，作为终身的精神寄托和追求。诗是心声，画为心迹。从遗存的墨迹中可探寻触摸到书画家们的灵魂内核。“平生从未入官衙,道院僧房处处家。纵赖雕虫为活计，不将厚颜生作涯。”这是京江画派领军人物张崟的性格，也是京江画人的品格写照。据清嘉庆《丹徒县志》载:周曾培，字佩三，号虚槎，诸生,“家徒壁立，冬夏不能晚具裘葛，而意气慷慨，借歌狂笑,口不言贫。”蔡嘉在回顾一生创作时也写道:“青鞋布袜称闲身，六十余年自在民,水墨营经多惨荡,峰峦浑厚见精神。平生自奋追前辈,垂老谁知步后尘。一笑卖山空自愿，不须惆怅此清贫。”

其二，文人相轻，互赏互补，通力合作，打造精品力作。共同的志向和兴趣爱好，使文人墨客走到了一起。他们或书画联手,或诗书合璧或诗画联袂，为后人留下许多佳话。他们结社吟诗举办文会酒会，聚在一起，一唱一和或一人作画多人唱和,显示出了文人之间的亲和友善关系。嘉庆五年，张崟从兄张铉游黄山，张崟作《黄山图卷》引首有王文治楷书“柯斋游黄山图”六字并有小楷题记，卷后竟有王文治、茅元铭、礼亲王、莫瞻菉、法式善、洪亮吉、张问陶等三十七家题记。嘉庆十九年周镐作《柳溪访斗酒阁图轴》丁淇跋云:“甲戌季秋，茅三峰、刘允升、周镐过柳溪访斗酒阁，茅作五律一首，刘允升书，周镐作图。先生此作工整秀娟,为其早期作品，茅、刘、周，可称三绝。”大家熟悉的“潘画王题”其珠联璧合更是为后人所称道。在潘恭寿所作《秋林读画图》上，王文治一口气题了三首诗，洋洋洒洒竟有260字。诗书画相得益彰让人叫绝。张崟有诗道:“无声有声皆是诗,爱入骨髓兼得之。诗情入画画更妙，画理参诗诗愈奇。”

其三，造化为师，自以为法，表现真山真水。京江画派的画家们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尽管都从古画中汲取营养，但却能摹古而不僵化。从造境立意上，从构图章法上，从笔墨技法上求新求变，最终从古人的藩篱中脱胎而出形成自己的面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走出画室，走进自然，“以天地为师,师其变也”。潘恭寿、蔡嘉、张崟、顾鹤庆、周镐等画家都有写生采风的生活体验，实践了笪重光的“笔墨之探索，必系江山之写照”理论。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将目光瞄准自己所在的这座极具特色的城市山林，着力描绘本邑实景山水,打破了清代画坛一味纸绢相袭的摹古风气，一下子拉进了文人士大夫与普通百姓的距离。当然写实景山水不是实景的图录，是画家们对实景在“中得心源”后的艺术再现。在他们的画面上，一丘一图，老屋故宅，驿站码头，农夫渔翁，是那样的真切、生动、可信又具美感，让人目睹生情而产生共鸣。

其四，意趣相通，风格相近，相互独立，各有面貌。京江画派的画家们从康雍到乾嘉前后有两百多人,他们在“师法造化，自以为法”的大旗下，既保持相同的意趣，又各有其独立的面貌。蔡嘉沉郁中透着灵秀，细密中蕴含力度；潘恭寿沉厚秀润，墨韵天成，气象不凡;领军人物张崟用笔苍厚沉郁又古逸，结构严谨工雅而有气度；顾鹤庆深秀俊劲、刚柔相济；周镐落笔凝练苍劲，墨采酣畅淋漓。在这些风格特征之下，张崟的松树，顾鹤庆的柳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浑厚苍郁，落笔浓重，“展卷然望而知为京江人”。

前两点为人品后两点为画品。凭借这些品质和优势,京江画派这个当时并不起眼的地方画派得以发展壮大，先后延续了两百年而不衰，并逐渐在海内外产生不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