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忠富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泱泱中华，竟然成了仰列强鼻息以苟活的待宰羔羊，国家命运到了如此危急时刻，这自然让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国家精英开始思考，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拯救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于是，军事救国、实业救国、文化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理念纷纷出炉，也迎来了大批实践者。马相伯就是其中教育救国的实践者。

1840年4月18日，马相伯出生在江苏丹徒，5岁入私墊接受儒家经典教育，深厚的儒家传统文化对其影响甚深。由于家庭成员信奉天主教，马相伯又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整个青年时代，马相伯深受晚清旧学与西洋宗教神学的双重影响，前者为其从事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经学基础，后者则给了他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当亲眼目睹了软弱的清政府屡遭西方列强欺凌的不堪情状，亲历了弱国无外交的尴尬卑屈之后，他逐步产生了“教育强国”的思想。

政府的腐败更加坚定了马相伯以教育救国的决心。他毅然把祖上遗留的松江、青浦3000亩田地，以及全家积蓄下来的房产变卖，一共筹集到了50万元，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后来，他以此基金为基础，创办了震旦学院。办学之初，马相伯宣布了3个办学信条：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谈教理的教学方针。震旦学院崇尚科学的教学方针，严重触怒了教会，为此很快被扼杀。这对马相伯本人而言，无疑是一场理想和经济上的双重浩劫。

1905年，马相伯在吴淞提督行辕旧址上创办了“复旦公学”。马相伯取“复旦公学”之名寄寓了极其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复旦公学的创办是为了纪念被扼杀不久的震旦学院，以此寄寓脱胎震旦学院再续教育强国的理想——复旦者，恢复震旦学院之意也；另一方面，“复旦”一语本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里的《卿云歌》，其原文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马相伯以此命名仍是寄予“恢复我震旦，复兴我中华”之双重寓意。

复旦公学成立之初，鉴于在教育界崇高的威望，马相伯被推荐为复旦公学第一任校长。在马相伯的主持下，学校聘请了一大批国内著名学者前来任教，严复、袁希涛、熊季廉等著名专家云集复旦公学。在教学理念上，马相伯倡导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反对学生拘泥于古训戒律，引导学生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他明确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学、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专门开办了各种研究会和演讲会，规定每个星期都召开演讲会，拟定学术讨论的题目，然后让学生各抒己见、辩论演讲，学生的学习热情被大大激发，学术自由精神亦因而渐长。

事实证明，马相伯在复旦公学实验的教育强国方针是成功的。复旦公学以原来震旦学院的学生为主体，又在社会上招收部分人员，从复旦公学创办到民国元年，复旦公学一共培养了4届高等正科毕业生，共57人，招生人数规模虽小，但有成就者众多。其中，成为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的人员就有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复、张大椿、曹惠群、李谦若、李兆濂、陈寅恪、竺可桢等。

1917年，复旦公学正式升为复旦大学。从震旦学院到复旦公学，再到复旦大学，马相伯几乎以一己之力双手托起民国时期国内这所最著名的大学，使其免遭覆灭之灾，而其早期培养孕育的复旦学生自由独立之精神，也从坚厚冰冷的封建专制土壤下破土而出，在民国的黑夜中恰如日月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