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长富

读过《岳阳楼记》的人们，大概都不会忘记范仲淹（984-1052），不会忘记文章闪耀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光辉。范仲淹能这样说，绝不是出于“一时兴起”和“神来之笔”，而是出于他一生的抱负和追求。早在写《岳阳楼记》之前，他在为润州知州时，就曾为发展润州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与后来请他写作《岳阳楼记》的友人滕子京同游润州时所作诗中就闪现出这样的思想光辉。

范仲淹在知润州之前，大约在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前后，他的友人庞籍任润州知州（庞籍的任职时间，是根据范、庞二人的仕历推定）。在此期间，他曾作有《寄润守庞醇之》（一作《寄润州庞籍》。庞籍字醇之）诗：

北固楼高海气寒，使君应此凭栏杆；

春山雨后青无限，借与淮南洗眼看。

这首七绝，前两句想象庞籍任润州知州时，登北固山凭栏远眺，显示其气概和情思。第三句想象北固山所见雨后“青无限”的景象，隐含“情”无限之意，并点明时令。最后一句写对庞籍的希望，巧妙表明身在“淮南路”任职于泰州西溪镇盐仓或楚州粮料院的作者对庞籍的思念之情。全诗明白如话，但情意深挚，构思巧妙，看似无奇，其实不失为七绝佳作，从而显示了范仲淹诗的诗风。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十二月，由于“讥指时改”被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的范仲淹，经左司谏韩琦的上疏，宋神宗“谕执改令移近地”（《宋史全文》），范仲淹被“移”知润州。他大约是在次年即宝元元年（1038）初到任。宝元二年三月（一作七月）又调任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北宋经抚年表》），由沈括的父亲沈周接任润州知州。

范仲淹任润州知州的实际时间，细算起来，前后不到两年。赴任途中，范仲淹经茅山时作《将赴南徐任游茅山有作》，诗中显示出仕途失意，不再操心仕途得失的思想但这只是“牢骚”而已，真正到任以后，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他还是抓紧时间干实事，“亲学校，请赐闲田，具经史传疏、诸子书，礼聘处士李觏以教士子，荐通判向约，举观察推官许渤，善政极著”（《光绪丹徒县志》引《宋史》“范仲淹传”）。此外，他还在嘉定桥南建造了一座桥，以方便行人，名为清风桥，后人称之为范公桥或范桥。他的友人梅尧臣曾为此作《范公桥》诗，称赞他：“谓公天下材，非专一方惠。及此作舆梁，力行无巨细。”

范仲淹在知润州的众多“善政”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抓教育。这一点，具体表现在他对润州“儒学”的建设和倡导方面。说到润州的“儒学”即儒生学习的州学，它的始建时间，论者多恪守“始于太平兴国八年（983）柳开始建儒学”的说法。其实，早在唐代李德裕为润州刺史时就曾在润州“兴建儒学”（唐贾餗《大唐宝历崇元圣祖院碑铭并序》），对此，笔者曾有小文论及，不再赘述。而且，《嘉定镇江志》卷十录张扶《重修学记》也说柳开是“发旧创新”，可见柳开是在“旧”的州学基础上加以“创新”，并非始创润州“儒学”。所以，确切的说法应是：宋代的润州“儒学”是始建于柳开太平兴国八年为润州刺史时。不过，今天看来，柳开所建的还是由州官兴建的“州立”儒学。从《宋史全文》所载景祐三年（1036）朝廷“许润州立学”看，从景祐三年五月开始，润州也才开始建朝廷下诏兴建的“国立”儒学。

“许润州立学”的圣旨下达以后，范仲淹的润州前任看来并没有多大作为。范仲淹到任以后，情况才大为改观。《嘉定镇江志》引张扶《重修学记》说：“宝元中，范文正公仲淹载新庙学，置田养士，迨今赖之。”《至顺镇江志》“儒学”更具体记载：“宝元初，文正范公守润，新学宫，请赐以闲田，具经史传疏、诸子书，聘江南处士李觏使讲说，以教养其州子弟。率五日一视学，躬教以文，间设饮食，延劳奖进之。士翕然兴于学，民相劝趋于善。邦之人士深德之，立祠于学。”《嘉定镇江志》卷十六“学职”说：“范仲淹为守，聘江南处士李觏使讲说教养其州民。此时虽未建官，然设教于润，当自李始。”依据上述情况，可以说，范仲淹实际是“国立”润州儒学教育的开创者，是柳开以后又一位有大功于润州文化教育的州官。

范仲淹在朝廷下达“许润州立学”的诏书后，在润州兴建儒学时聘任的首位教师是李觏（1009-1059），由于当时尚“未建官”（《嘉定镇江志》卷十六）即并未对任教老师授以官职，所以李觏是以民间教师而不是以“公务员”的身份教学的。由此可以说，李觏的身份很特殊。李觏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宋仁宗皇祐（1049-1053）年间，曾被举荐为太学助教。但范仲淹聘请李觏来润州任教时，李觏还只是一位民间学者。范仲淹聘请李觏任教，可谓“慧眼识英雄”。今天看来，范仲淹可以说是北宋时期对润州文化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润州知州，而李觏则是对兴建润州文化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如果今后要写镇江以至江苏的教育史，显然是不能遗漏范仲淹，也不能遗漏李觏。

范仲淹任润州知州时，与他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同榜中进士的两位“同年”（同榜中进士的举人）滕子京和魏介之特来相访。回首往事，他感慨系之，因而作五古《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说：

长江天下险，涉者利名驱。

二公访贫交，过之如坦途。

风波岂不恶？忠信天所扶。

相见乃大笑，命歌倒金壶。

同年三百人，太半空名呼。

没者草自绿，存者颜无朱。

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区区。

莫竞贵高路，休防谗嫉夫。

孔子作旅人，孟轲号迂儒。

吾辈不饮酒，笑杀高阳徒。

全诗共二十句。前八句，抒写对友人不畏风波，不图名利，涉江来访的欣喜和感慨。“同年”四句抒写对“同年三百人”“大半”仕途坎坷，无所成就，岁月蹉跎，生死存亡的嗟叹，承接上文，反跌下文。“功名”八句，诗意一转，抒写对“功名”得失的淡定襟怀，并以孔子、孟子的遭遇为例，劝人慰已。范仲淹的诗歌，大都文辞劲朴但立意高远。

滕子京在范仲淹为润州知州时访问润州的六年以后，到宋仁宗“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今湖南岳阳）”，“越明年”即到庆历六年（1046）就重修岳阳楼，特地请范仲淹撰写了《岳阳楼记》。在这篇名记所“求”出的“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范仲淹当年在润州所作劝慰滕子京的诗中所显示出的“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区区。莫竞贵高路，休防谗嫉夫”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岳阳楼记》中，又上升到了更高的境界，看到了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光辉思想在润州的实践和成就。

范仲淹在润州还作有五律《京口即事》一诗说：“突兀立孤城，诗中别有情。地深江底过，日大海心生。甘露楼台古，金山气象新。六朝人命薄，不见此升平。”全诗抒情豪壮，文辞劲直，题为“怀古”，实为颂今。这样的诗，在唐宋人的怀古诗中可谓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在唐宋人的京口怀古诗中更是难得一见，堪称绝唱。如果说范仲淹在润州的抓教育体现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那么《京口即事》的怀古颂今，就显示了他“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