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长富

“京”与“京口”，是与镇江历史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两个古老的地名。它们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不过，至少从唐代许嵩开始，他在《建康实录》中就曾把《三国志》的“先主至京见权”说成“刘备诣京口见权”。元代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十更说“京口亦谓之京”。这样一来，把“京”与“京口”这两个时代不同、含义有别的地名混为一谈，从而传递了错误信息，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了解相关的历史文化，不免会产生误导和误说，所以，有必要弄清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一）

“京”与“京口”，得名和使用时间，有先有后，不相衔接。“京”的得名时间，人们一般采用唐代许嵩《建康实录》的说法：“京”是因京岘立名；而该书又说：“案史记，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渡江，使赭衣徒三千凿京岘山东南垄。”据此，则秦时已有京岘山之名，那么“京”的得名时间就有两种可能：在秦始皇之前，或在秦始皇之后。不过，这两种情况今天都无法得到可信的证据。唯一可信的证据是：在晋人撰《三国志》中多处使用了“京”这一地名。例如《周瑜传》“瑜乃诣京见权”，以及上文所引“先主至京见权”等。这些情况表明，“京”的得名时间，当不晚于东汉。

“京”地的名称，后来改为“徐陵”。改名时间，未见前人有记载。但从《三国志》“孙皓传”载天玺元年（276）“京下督孙楷降晋”，而天纪三年（279）“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将三千人”等记载看，“京”改名为“徐陵”，当是在天玺元年至天纪三年之间。从此，“京”地就不再称为“京”而称“徐陵”，这一名称至唐代还在沿用。例如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润州”中就说“今地名徐陵”。

至于“京口”名称的出现，清代陈庆年《横山乡人类稿序》以为出自《春秋繁露》“爵国篇”之“为京口军九”“三京口军以奉王家”，但该书所说之“京口军”显然是指军事编制，与作为地名的“京口”形同而实异，完全是两回事。而作为地名的“京口”名称最早则见于南朝人所作史书、笔记中，例如梁朝沈约著《宋书》“武帝纪”就说刘混在西晋后期的北方“过江居晋陵丹徒县之京口里”。而《三国志》中不见有“京口”的地名。由此可见，“京口”的得名时间，当是始于西晋时期。由此又可见，所谓“京口”是属于“里”级行政区域，它与“京”作为一般的地名又有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建康实录》作为一部自称“实录”的史书，把三国时期的“京”地之“京”，改称为“京口”，如同我们今天在介绍镇江历史著述中把“刘备至京”说成“刘备至镇江”一样，显然是不严谨的，甚至是错误的。

（二）

“京”与“京口”，实体关联，但命名各有侧重。对于“京”与“京口”名称的含义，《元和郡县图志》说“京者，人力所为绝高丘也。亦有非人力所为者……今地名徐陵，即此‘京’非人力所为也。”所谓“绝高丘”的“丘”，从《康熙字典》所举义项看，一是指“四方高中央下”（《正韵》）的地势；二是指“阜也，高也。小陵曰丘”（《博雅》），而“土山曰阜”（《释名》）；三是“土之高者曰丘”（《周礼》贾公彦疏）。综合上述解释，可以看出，“京”是指由一些“土山”组成的四方很高中央低下的丘陵地区。从镇江的地理形势看，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北固山”中说：“郡治（引者按：郡治在北固山前峰即‘土山’之上）之北，特起为此山（指北固山后峰），三面临水，回岭斗绝，势最固险，故谓之‘北固’……北固乃京岘之一枝耳。其余又转南为土山，嶪然隆起，晋唐以来，郡治尝踞其上。”今天看来，北固山向东有花山、禹山，禹山南折弯向京岘山。北固山向南直到梦溪广场，本是丘陵高地（今削平为梦溪路和住宅区），梦溪广场向东沿学府路直到京岘山，本来也是高低起伏的地势。这一大片地区中，中间比较低，四周之京岘山、禹山、花山和北固山等都是比较高的山峰。它们从平地和江上看起来，正是“绝高丘”。由此看来，所谓“京”当是指这一大片地区。而东吴“京城”也就是在这一“京”上。

与“京”的因“山”得名不同，“京口”则是因水命名。对于“京口”的含义，《元和郡县图志》说：“京上郡城，城前浦口，即是京口。”所谓“浦”是指“水源枝注江海边”（《玉篇》）。据此，所谓“浦口”当是指“京”地流入长江的河流的水口及其附近地区。不过，这还只是说“京口”的含义，并不是说“京口”所指就只有北固山下河流入江水口附近那么大的地方。至于“京口”地域究竟有多大，虽然未见前人有什么说法，但从前人有关的记载中却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情况。例如，《南史》“武帝纪”说刘裕“尝游京口竹林寺”（竹林寺在今南郊），《艺文类聚》引《京口记》记载到“蒜山”（今名云台山）、“屠儿浦”（今京岘山附近徒儿浦），《宋书》说刘裕居“京口”而刘裕故居应在北固山附近的寿丘山一带，《元和郡县图志》说“京上郡城，城前浦口，即是京口”。这些记载表明，晋与南朝的京口地区，当是东起京岘山一带，西到蒜山一带，北起北固山一带，南至南郊一带。这一大片地区就包括“京”地在内。可见“京口”的名称虽是由“京”发展而来，但它所辖有的地区要比“京”大得多。

最后，顺带说说对有关“京”和“京口”两段文字理解的看法。一是宋文帝说：“朕违北京，二十余载。”这里的“京”，论者或以为含有陪都的意思。其实，这里的“京”是地名，指“京”或“京口”，由于“京”在建康（今南京）东北，所以称之为“北京”。这样说，至多含有赞美之意。如果认为它含有陪都之意，恐怕难以成立。

另一段是《建康实录》说：“案吴志：吴大帝亲自吴迁朱方，筑京城，……即今润州城也。因京岘立名，号为京镇，在建业之北，因为京口。”这段话如果不加辨析，很容易认为它是说“京口”之所以为“京口”，是由于它在建业之北。事实上，它是说“京”是“因京岘立名”，它“号为京镇”，在建业之北。

因为设置了“京镇”，所以又设置了京口里。所以，这段话给人的正确信息是“京口”的设置和得名，是在“京镇”的设置和得名之后。从“京”的得名、“京城”的建造、“京镇”的设置和得名，以至“京口里”的设立和得名等时间看，情况正是如此。这里不拟赘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