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新文

2020年的春天很特别，人们关起门独守室内，除了吃饭、玩手机、读书、看电视……就是睡觉，还把“隔离”唤作“宅”。其实，“宅”字原本是对不愿意出去做事的人的一种近乎讽刺意味的称呼，可是在当下却“宅”出了温暖、风格和贡献。

我也成了一名“宅男”。好在，有了时间读书，还在书中寻觅到一些“宅”的踪迹。原来，切断病毒传染源，“隔离”是最为有效的办法。

1975年，我国在湖北睡虎地的一次考古挖掘中，出土了很多文物，其中竹简上的一行字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曰：“城旦、鬼薪疠，可论？当疠所。”疠，乃麻风病，此句以一问一答的形式，传递出一个信息，得了麻风病怎么？回答是：理当送到“疠迁所”去！虽然古代交通闭塞，人口流动性小，但是他们还是对患病者采取了“隔离”的措施，以防止再次传染给其他人。当然，对于“疠迁所”的患者，古人还是有集中医治的意味的，至于“疠迁所”，也有世界最早的麻风病医院一说，正确与否，不重要，它的积极意义在于隔离，阻断传染源。

提到苏轼，人们会第一时间想到他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其实他也是抗击瘟疫的一名好官。1809年7月，“岁逢大旱，饥疫并做。”恰恰在饥饿与瘟疫同时发生的时候，苏轼临危受命出任杭州太守一职。据《清波别志》记载：“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助官缗，于城中置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人命关天，在瘟疫到来的时候，苏轼在带头捐赠钱物的同时，果断在城里建一个“安乐坊”，用于集中隔离、收治瘟疫患者，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还得到了皇帝认可。于是，官民共同资助“安乐坊”，后更名为“安济坊”，从闹市的众安桥迁移到当时算是僻静的西湖一隅，这样更利于隔离、阻断传染源和对患者的医治。

新冠病毒的出现，使我对案头的两本书有了更浓的兴趣：美国作家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和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前者以瘟疫肆虐为大背景，讲述恐怖笼罩众生，人人寻求安全地带，“隔离”自己躲避瘟神。唯有医生将生死置之度外，拯救被瘟疫感染的患者。少女菲尔米娜正是患者中的幸运者，她得到了医生乌尔比诺的医治，被他的逆行感动，最终舍弃了初爱阿里萨，嫁给了比自己大了很多的乌尔比诺。这部书也从另一个层面，歌颂了我们的医务工作者，现在，在“武汉加油！”“湖北加油！”的呐喊声里，我们每天都被那些舍小家、为大家的医务工作者们感动着。

黑死病是公元十四世纪中叶欧洲爆发的鼠疫病，使2500万人失去生命，包括我国明代的鼠疫病也是这次瘟疫的尾声，影响范围之大，可想而知。其最早只是在老鼠中传播，后经鼠传播给人，而后人与人之间传播，阴影瞬间笼罩了当时算是发达的欧洲世界......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讲述黑死病肆虐下的佛罗伦萨城发生的故事。十个青年男女，有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要生存，就得躲避“瘟疫”，他们就逃到一幢空荡的楼宇里关门祈福。“宅”的日子是枯燥的、无味的，特别是生命处于旺盛期的他们。为了打破这静寂的隔离日子，于是，他们每人每天讲述一个故事，十天刚好讲了100个故事，“宅”出了生活的味道，也成就了薄伽丘的《十日谈》。

培根曾说过：“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也不是为了轻信和盲从，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从书中寻觅到“宅”的事件，或是“宅”的故事里，我们更应该去思考和权衡：人类如何与大自然和谐与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