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珀

近年来，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加强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工作，基层纪检监察工作在党风廉政建设中也取得了新的、明显的成效。但随着基层政府工作的不断发展、业务领域的不断拓宽，新形势下的腐败行为也发生着“不易察觉”的“进化”。

廉政风险由“显性”向“隐性”的变化。“显性腐败”，是指利用职权违规办理相关业务工作，对资源进行“定向输送”，进而换取私人利益。“找人办、出格办、违规办”是“显性腐败”的最大特点。在高压反腐的大形势下，原先较为典型的“显性腐败”逐步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高明”的“隐性腐败”。“常规动作、合规推进”是“隐性腐败”的“新外衣”，例如在专业服务采购、物资采购、专项资金补助、基建工程建设等方面，虽然在招标投标、专项审核、跟踪审计等监督机制下，很难出现“定向输送”，但取得资质的企业常常“暗度陈仓”，借助“追加业务预算”“调整补助额度”等“合规手段”实现利益最大化。相比“显性腐败”的“逆水行舟”，“隐性腐败”通常多是“顺水推舟”，披上了“合法合规”的外衣。

利益交换由“资金”向“资源”转变。众所周知，“权钱交易”党纪不允、国法难容，于是利益交换也出现从“资金”向“资源”的迁移。首先是“无交集”的外围输送。即借助受益企业、个人的关系网络，推动利益输出者的亲友在上学、就业、升迁等方面获得特殊的“照顾”，进行“跨行业”的资源输送。其次是“再分配”周转输送。即凭借受益企业、个人平台，通过业务外包、原料采购、亲友参股等“嫁接”方式，对既得资源进行“再分配”，实现利益“反馈”。再次是“雅嗜好”专业输送。受益企业针对利益输出者的个人嗜好，尤其是书画、文物、茶酒等方面的“高雅嗜好”，有针对性的“攻关”，其“杀伤力”更甚于一般行贿。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反腐工作也应由“平面”向“立体”的转变：强化科技手段，打造业务技能。由于基层廉政风险的变化，造成发现违规违纪现象时多为“孤立线索”，缺少符合逻辑的“利益呼应”。由此，以“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型科技手段就能起到前所未有的支持作用。新形势下，提高风险防控的“灵敏度”，以“立体”的方式方法打造廉政风险防控的“体温计”。

强化业内举报，打造激励制度。触发廉政风险节点，在违规违纪的同时也必然侵害了其他企业、个人的合法利益。同时，可以借助这一“基本诉求”及时强化行业内部举报，打造合法、科学、高效的行业内“举报激励机制”。这一措施不仅可以深度挖掘行业内部监督的“原动力”，更可以为各行业打造“公平公正、合法透明”的竞争局面提供一个有力的“新抓手”。

强化精准监管、打造流动机制。在现有的工作机制基础上，一方面是需要外部加压，加强精准监督，针对多次出现廉政风险的岗位和业务，列为各级巡察重点对象。关注信访、舆情等线索做好定期检查，让权力的行使者感受到工作在“监控”下的自警压力。另一方面是需要内部防范，坚决执行权力节点部门“一把手”的流动机制和“三重一大”机制，杜绝权力“停驻”和“聚集”现象。防范因为长时间从事某项业务，造成管理者个人的“一言九鼎”，为滋生腐败提供了可行性。(作者系京口区委巡察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