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昌勤
华覈(hé)是三国时期为数不多的镇江籍吴国名臣,有关他的历史《三国志·吴书》中为其立传。华覈是个文官,因为敢于屡次谏言上疏,而名垂青史。
在《三国演义》中的华覈登场于第120回。华覈劝阻吴国皇帝孙皓为蜀国复仇的计划,委婉地提出应该专心发展内政。“今成都不守,社稷倾崩,司马炎必有吞吴之心。陛下宜修德以安吴民,乃为上计……”孙皓听后大怒,命令武士将华覈赶出宫去。华覈出朝以后感叹说:“可惜锦绣江山,不久属于他人矣!”于是就隐居起来。
其实华覈并未隐居,《三国志·吴志》中这样记载:华覈(219—278年),字永先,吴郡武进(今丹徒)人。三国时期东吴官员。华覈先后担任上虞尉、典农都尉,后因文才而迁任秘府郎,后升任中书丞。三国时的中书丞,可参议国政,可见当时的华覈权势颇重。华覈曾上疏过百,内容包括陈说利害,荐举良能,解释罪过等。天册元年(275年),华覈被免官,于天纪二年(278年)五月去世,享年六十岁。
东吴国60年间,历经孙权、孙亮、孙休、孙皓四位皇帝。252年孙亮即位后,指令华覈与太史令韦昭、薛莹等编写《吴书》,主编韦昭是东吴国首屈一指的史学家,镇江丹阳人。因为是镇江老乡,志趣相投,华覈与韦昭结交很深。在史书《三国志》中,晋代作者陈寿为避讳当时皇帝司马昭,采用韦昭的别名韦曜。“韦曜依凭儒学才华得到史官一职,他通晓古今,掌握历代大事,还擅长褒贬评论”。华覈非常钦佩韦曜的史学才华,将韦曜比作汉代司马迁,“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今曜在吴,亦汉之史迁也”。
不过“史才”韦曜正是因为撰写《吴书》,招来杀身之祸。孙皓想为自己的父亲,曾为太子的孙和作“纪”,而韦曜坚持以孙和未登帝位为据,只宜将其历史记载文字定作“传”。就这样几次三番,韦曜逐渐受到孙皓的责怒。孙皓又在其他诸事中,认为韦曜有意不尽忠主上,于凤凰二年(273年),将韦曜拘捕入狱。作为好友的华覈,接连上奏营救韦曜,孙皓不准许华覈的请求,于是下令诛杀韦曜,并将韦曜的家属流放到零陵郡。
在孙皓身边,有多位官员都因谏言,违逆君主而被迫害致死,然而同时在朝的华覈却有幸避免了这一结局。《三国志·吴书》记述了华覈在朝廷的活动事迹,记录了他的若干上疏篇章,表现了他对国家事业的忠诚和在君主面前卑谦恭敬的态度。华覈在官时,主要上疏有:永安六年(263年)蜀灭于魏时,华覈向吴主孙休陈说利害,希望加强对曹魏的防范。宝鼎二年(267年)孙皓重新营建新宫殿,规模宏大,华覈与左丞相陆凯等人劝谏,提出停止建设劳役,鼓励开荒种植事业,预先制定防卫的策略,未获采纳。建衡三年春正月(271年2月),华覈坚持劝阻孙皓率众出行华里,使孙皓放弃计划,免遭损失。同时,华覈也曾多次荐举良能,曾表荐陆胤、陆祎等人的功绩。后期孙皓随意处罚大臣,华覈多次上疏为同僚解释罪过,曾上疏祈求赦免楼玄、薛莹等人。
华覈屡次上疏,未遭贬反而时有升迁,这与他的文才和处事风格有关。孙皓在位时,认为华覈年纪已老,敕令华覈可以呈送不经誊写的草表,华覈表示不敢如此。孙皓又敕令他草拟文章,站立着等他。华覈立马就写了一篇带韵的精美短文,其中表达了自己的渺小低微以及所受到的皇恩之重:“可叹华覈小臣,草芥一样凡庸。欣逢圣君看重,受到特别恩宠。来自民间草野,进身位居朝中,帝宫光芒四射,青殿可以依托。取用清明雨露,沐浴和煦南风。没有丝毫报效,辜负极高推重。惠泽包容耻辱,恩宠累累重重……”短文基本上能代表华覈在孙皓朝廷的行事风格。
华覈后来被升任东观令,兼任右国史,他却上疏推辞该职务,孙皓答复说:“我认为东观是儒林学者集中的官府,经常讲习校阅经典,解决文献中的疑难,汉代时都是著名的学者大儒才担任该职务。考虑了此事,认为你精通典籍,应当发挥运用文学之才,助益时政……”从这一答复来看,尽管君臣两人的治国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孙皓对他还是一片坦直的信任态度。
文才成就了华覈的事业、仕途,华覈的作品有:《吴书》(与韦昭、薛莹等合撰)《车赋》《奏荐陆胤》《表荐陆祎》《闻蜀亡诣宫门上表》《谏吴主皓盛夏兴工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