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昌勤

华覈（hé）是三国时期为数不多的镇江籍吴国名臣，有关他的历史《三国志·吴书》中为其立传。华覈是个文官，因为敢于屡次谏言上疏，而名垂青史。

在《三国演义》中的华覈登场于第120回。华覈劝阻吴国皇帝孙皓为蜀国复仇的计划，委婉地提出应该专心发展内政。“今成都不守，社稷倾崩，司马炎必有吞吴之心。陛下宜修德以安吴民，乃为上计……”孙皓听后大怒，命令武士将华覈赶出宫去。华覈出朝以后感叹说:“可惜锦绣江山，不久属于他人矣！”于是就隐居起来。

其实华覈并未隐居，《三国志·吴志》中这样记载:华覈（219—278年），字永先，吴郡武进（今丹徒）人。三国时期东吴官员。华覈先后担任上虞尉、典农都尉，后因文才而迁任秘府郎，后升任中书丞。三国时的中书丞，可参议国政,可见当时的华覈权势颇重。华覈曾上疏过百，内容包括陈说利害，荐举良能，解释罪过等。天册元年（275年），华覈被免官，于天纪二年（278年）五月去世，享年六十岁。

东吴国60年间，历经孙权、孙亮、孙休、孙皓四位皇帝。252年孙亮即位后，指令华覈与太史令韦昭、薛莹等编写《吴书》，主编韦昭是东吴国首屈一指的史学家，镇江丹阳人。因为是镇江老乡，志趣相投，华覈与韦昭结交很深。在史书《三国志》中，晋代作者陈寿为避讳当时皇帝司马昭，采用韦昭的别名韦曜。“韦曜依凭儒学才华得到史官一职，他通晓古今，掌握历代大事，还擅长褒贬评论”。华覈非常钦佩韦曜的史学才华，将韦曜比作汉代司马迁，“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今曜在吴，亦汉之史迁也”。

不过“史才”韦曜正是因为撰写《吴书》，招来杀身之祸。孙皓想为自己的父亲，曾为太子的孙和作“纪”，而韦曜坚持以孙和未登帝位为据，只宜将其历史记载文字定作“传”。就这样几次三番，韦曜逐渐受到孙皓的责怒。孙皓又在其他诸事中，认为韦曜有意不尽忠主上，于凤凰二年（273年），将韦曜拘捕入狱。作为好友的华覈，接连上奏营救韦曜，孙皓不准许华覈的请求，于是下令诛杀韦曜，并将韦曜的家属流放到零陵郡。

在孙皓身边，有多位官员都因谏言，违逆君主而被迫害致死，然而同时在朝的华覈却有幸避免了这一结局。《三国志·吴书》记述了华覈在朝廷的活动事迹，记录了他的若干上疏篇章，表现了他对国家事业的忠诚和在君主面前卑谦恭敬的态度。华覈在官时，主要上疏有：永安六年（263年）蜀灭于魏时，华覈向吴主孙休陈说利害，希望加强对曹魏的防范。宝鼎二年（267年）孙皓重新营建新宫殿，规模宏大，华覈与左丞相陆凯等人劝谏，提出停止建设劳役，鼓励开荒种植事业，预先制定防卫的策略，未获采纳。建衡三年春正月（271年2月），华覈坚持劝阻孙皓率众出行华里，使孙皓放弃计划，免遭损失。同时，华覈也曾多次荐举良能，曾表荐陆胤、陆祎等人的功绩。后期孙皓随意处罚大臣，华覈多次上疏为同僚解释罪过，曾上疏祈求赦免楼玄、薛莹等人。

华覈屡次上疏，未遭贬反而时有升迁，这与他的文才和处事风格有关。孙皓在位时，认为华覈年纪已老，敕令华覈可以呈送不经誊写的草表，华覈表示不敢如此。孙皓又敕令他草拟文章，站立着等他。华覈立马就写了一篇带韵的精美短文，其中表达了自己的渺小低微以及所受到的皇恩之重:“可叹华覈小臣，草芥一样凡庸。欣逢圣君看重，受到特别恩宠。来自民间草野，进身位居朝中，帝宫光芒四射，青殿可以依托。取用清明雨露，沐浴和煦南风。没有丝毫报效，辜负极高推重。惠泽包容耻辱，恩宠累累重重……”短文基本上能代表华覈在孙皓朝廷的行事风格。

华覈后来被升任东观令，兼任右国史，他却上疏推辞该职务，孙皓答复说：“我认为东观是儒林学者集中的官府，经常讲习校阅经典，解决文献中的疑难，汉代时都是著名的学者大儒才担任该职务。考虑了此事，认为你精通典籍，应当发挥运用文学之才，助益时政……”从这一答复来看，尽管君臣两人的治国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孙皓对他还是一片坦直的信任态度。

文才成就了华覈的事业、仕途，华覈的作品有:《吴书》（与韦昭、薛莹等合撰）《车赋》《奏荐陆胤》《表荐陆祎》《闻蜀亡诣宫门上表》《谏吴主皓盛夏兴工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