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建平

又快到父亲节了。

节前，想起了父亲的许多往事，就写下来，作为对于父亲的怀念。

父亲给我最初的记忆，是在我三四岁时。那时，父亲从华东军大转业以后，在丹徒县宝堰小学工作，我们一家，都住在宝堰老街上的一间租来的老屋里。宝堰老街地势比较低，发大水的时候，老街就是一片泽国。我的记忆里，那年宝堰又发大水了，母亲就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从楼下搬到了楼上。那座老屋是简易的二层楼，楼板是木头的，我们通过一个木楼梯上上下下。发大水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家就都住在楼上，也不能下来。楼下流淌着浑浊的脏水，水面上漂浮着各种杂物。好多天里，我们住在楼上，也要吃饭，但母亲买菜很是困难，我的记忆里，父亲就坐着洗澡的大木脚盆从外面回来，给我们送必需的生活用品。东西送到了，他再坐着大木脚盆出去工作。这个印象，于我是太深刻了。

也就是在我4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一家响应国家的号召，放弃了居民户口，下放回大路老家。父亲带着弟弟继续在宝堰，我和母亲、哥哥、姐姐离开了那里。我们回到老家大路以后，一家人就分居两地了。在好多年的时间里，一年之中，我和父亲也见不了几次面，只有在学校放假的时候，父亲才能回大路来看看我们。我的记忆里，父亲母亲的感情很好，我从来没有见他们红过脸，吵过架。爷爷新中国成立前是私塾先生，在我外公外婆所在的村子蒲包陈小学做老师，我父亲是爷爷的学生，我母亲也是爷爷的学生。大概就是缘于这样的关系，父亲和母亲结合在了一起。父亲早年在上海的商行做学徒，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军政大学做文化教员，母亲那时也随军了。父亲转业后回到地方，先后在上党小学、宝堰小学工作，参与学校的建校工作。我们家分居两地以后，父亲每次回家，都会主动帮助母亲做家务，甚至连缝被子这样的大多数女人做的事情，父亲都会做。我想，父亲是不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感谢母亲一人在家既要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还要养育我们姐弟的辛苦。那时我们居住的屋子很小，父亲回家，也是和我们住在一间房里。每天晚上，我都会听到父亲母亲在床上说话，一说就是好长时间，及至我已经进入梦乡，他们还在絮絮说着，不曾停止。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从宝堰调回了老家大路。在大路，父亲先后待过三所学校，普照庵小学、徐港小学、大路中学。在前两所学校，父亲都是上文化课，教一、二年级，在大路中学是在食堂做司务长。实际来说，父亲做司务长是可以的，教文化课就有点勉为其难了。我的理解，父亲是跟着爷爷读的私塾，并没有经过新中国成立后新式学校的教育。在华东军大做文化教员，也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战士受时代的局限，文化水平的要求不是很高。父亲转业后，做的也是总务工作。因为这样，父亲到大路后在普照庵小学、徐港小学教文化课，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了教好书，父亲也不断加强自身的文化学习，以不误人子弟。那几年里，父亲以50岁左右的年龄，在离开教室多年后重返讲台，教一、二年级的学生，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就住在学校里，教学工作也是兢兢业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离休了。离休以后的父亲并没有闲下来，而是担任了学校和镇里的退休教师协会、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的职务，继续为退休教师和学生这“一老一少”服务。好多年里，父亲奔走于乡里，为退休教师的工作上传下达，做好沟通和服务工作。父亲还经常和中小学校联系，去给学生做红色教育讲座，关心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好多年里，父亲的工作受到了组织的关心和表扬，也多次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

父亲是传统时代过来的人，身上也有着许多传统的东西。好长时间里，家里的中堂上都挂着曾祖父讳绍芹先生手书的《朱子家训》。我每天读挂着的《朱子家训》，记住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样的训导。父亲的房间里，也一直挂着几张当年在部队荣立军功的奖状，奖状的颁发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事由是文化教育、练兵工作，落款有司令员许世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