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秦安国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以20世纪80年代陕北地区城乡生活为背景，通过农村青年高加林高考失利后回到农村作为叙述线索，以第三人称视角注入作家自身的情感认知，反映高加林在追逐梦想、自由恋爱的道路上遭遇的生存困境，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集体镜像”，被无数读者誉为“人生答案之书”。由阎建钢执导的电视剧《人生之路》取材该小说，保留了小说文本的精神内核，还原了当年陕北大地的真实生活，对小说的叙事主体、故事情节、社会功能意义等进行了合理改编，成功阐述了陕北农村青年实现自身价值的奋斗历程，符合新时代文艺作品凝心聚力、提振精神、成风化人的主流价值取向。

在路遥的小说《人生》中，文本开头描写道：“陕北的黄土地苍茫冷峻，也孕育着神奇的生机。”随着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农村知识青年考上大学便可以改变 “面朝黄土”的命运。高加林是村里人人皆知的读书料子，虽家境贫寒，但他志向远大，发誓要走出黄土地。在高考失利之后，他历经大起大落，饱受精神摧残，最终回到孕育他的陕北大地。高加林的父母认为，人要认命，做一个农民，有吃有喝，结婚生娃，便是履行了人生的义务。面临改革开放大潮，千千万万的农村知识分子的出路最终在哪里，路遥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时代和读者。

柳青曾在《创业史》中告诉人们：“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在电视剧《人生之路》中，对小说文本的“留白”进行了艺术再造，以叙事扩容的方式，续写高加林离开陕北黄土地、奔赴上海之后的成长经历，对受众的审美空间进行外延，试图将文学思维转化为视听思维，形成同频共振的艺术呈现形式。高家村作为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村民有一个“上海梦”，去上海工作成为出人头地的目标。上世纪80年代正值社会转型，城市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而陕北黄土地发展则相对滞后。剧中通过镜头切换，陕北和上海两个不同的时空，一个代表偏远农村镜像，一个代表现代都市镜像，渗透着城乡对立矛盾和融合发展的关系。

在电视剧《人生之路》中，高加林在遭遇高考被人冒名顶替、民办教师辞退、通讯组工作被恶意举报等挫折后，高加林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是否留在黄土地当一辈子农民？高加林的经历，可以说是每个人通往成功之路的必经考验，他遇到很多正能量的贵人。例如景老师、村民德顺爷、好友陈方明、报社林主编，他们赏识高加林身上的“闪光点”，在最关键的时候施以援手。高加林始终没有放弃梦想，凭借出色的文笔，考到上海报社工作，开启了“正大光明”式的自我逐梦之路，最终实现“陕北农民—著名作家”的身份置换。

在追求人生梦想的同时，高加林也面临了关于情感问题的抉择。影视作品中的情感冲突矛盾性往往让观众回味无穷，“事业+爱情”两条主线交叉呼应，推动整个剧情碰撞跌宕，拓展了故事的外延力度。剧中刘巧珍是一个“金子般”的人，虽然没文化，却乐观豁达、吃苦耐劳，凭着双手勤劳致富。与传统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迥异，她不介意村民的传统世俗眼光，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情感需求，主动追求高加林，愿意在家相夫教子，全力支持高加林追求梦想。

面对农村姑娘刘巧珍和城市姑娘黄亚萍的追求，高加林摇摆不定，最终为了更好的前程选择黄亚萍。村里的孩子唱起了信天游——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所有的村民都谴责负心汉高加林，而巧珍始终不记恨高加林，依然处处为高加林的未来着想，展现了淳朴善良的美好形象。而黄亚萍最终去美国母亲处，追逐舞蹈家的梦想，与高加林分道扬镳。刘巧珍将高加林送给她的“红色纱巾”放飞于陕北高原，摆脱了感性层面的痛楚，以独立觉醒的姿态宣告新的人生，接受了深爱她的村民马栓的求婚。

导演阎建钢说：“改编之后的《人生之路》已远远超越原本时空的界定，一直把故事空间延展到了今天。”文艺作品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电视剧《人生之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特定时代个体的奋斗史观照社会现实，折射出新时代潮流下，青年知识分子努力奋进的姿态。

作者自述

秦安国 中国自然资源作协会员，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