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高小琪

上周我阅读了一本书，是时任日本经济学会会长的橘木俊诏所著的《格差社会》。

所谓“格差社会”，是指整个社会由于地域、财富、发展程度、民众教育层次等因素，而分为不同的层级，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书中提到了两个概念，“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前者是指“人们在学校接受教育，然后就职，在企业里一步步晋升”的公平，后者则是指在最终的成果分配时，每个人无论付出多少，获得的都相等。

从最简单的角度理解，“机会公平”就是起点公平，“结果公平”就是终点公平。

事实上，起点与终点是一个闭合的环，彼此影响、互相掣肘。譬如全球有2580万儿童无法获得教育机会，其中绝大多数是女孩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恰恰也是由于无法接受教育、没有稳定的就业机会才陷入贫困，而当他们长大后步入社会，面临的将是与父母完全相同的困境。

所以橘木俊诏认为，我们将蛋糕做得越大，越是会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就永远无法走出这个循环。

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议题——人们一直致力于实现起点公平，譬如让所有青少年接受基础教育，要求企业和全社会打破性别门槛、种族门槛等等，却始终对结果公平有所顾忌。因为总是有一种理论在强调，结果公平会令人失去奋斗的积极性——如果努力工作和不劳而获得到的回报差不多，人们就会理性地选择“躺平”，社会会失去活力。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一篇名为《财富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调研报告中，研究人员发现对高收入者征税虽然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譬如降低创办新企业的可能性、减少投资意愿等等，但这些负面影响完全可以被更高水平的政府支出所抵消。简而言之，就是这种“劫富济贫”的方式对整个社会是利大于弊的。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收入者的财富边际效益实在是太低了。他们只能吃一日三餐、睡一张床、每天只有24小时，再多的财富除了投入生产，于他们而言产生不了很大的价值。低收入者则非常需要这笔资金，无论是换一套大点的房子、买一件得体的衣服、吃几顿饕餮大餐、报一个短期培训班，其改变和影响都是更有意义、更切实际的。

类似的研究尚有很多，来自美国经济政策研究院和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调研数据证明，对高收入者征税不仅不会影响全社会的经济增长，甚至也不会影响他们本人的劳动力供给。

有一些实例可以支撑这个观点。加拿大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0%左右，但根据当地统计局的数据，高收入者的劳动力参与率甚至比低收入者还要高。而瑞典作为一个典型的高福利国家，拥有65%的劳动参与率，在全球排名第九。

你看，高福利并不会让人“躺平”。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全然的机会公平是很难完全实现的。2019年英国黑人和少数族裔学生的A-Level成绩仍然比白人学生低约13个百分点；2018年美国男性在STEM领域的就业仍然比女性高出约2倍；全球女性的平均薪资仍然比男性低约23%；2019年英国残疾人的就业率仍然比非残疾人低约28个百分点，等等。

尽管许多国家已经在努力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减少性别歧视，但数据是不会骗人的，罗马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中建立。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握结果公平。

让强者获得两块面包，但弱者也可分得一块，这并不会影响强者的心态——只要回报有稍许差异，人们总有动力去奋斗。强者最终总能家缠万贯，但弱者也能日日饱餐，这才是“公平”的终极奥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