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春蕾 夏和生

第二章 巍巍上清

上清派素有“道门华阳亦儒门洙泗”的美誉。在六朝、唐、北宋时期，上清派在中国道坛上独领风骚，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千年道教文明，在唐宋时期更是达到巅峰状态，几成国教。在这千年中间，上清派理论体系完整独立，高道辈出，分布广泛，影响巨大。除茅山之外，还建立了天台山、嵩山、王屋山、京畿、蜀中等几个大的传道基地。

上清派摆脱了早期道教低级粗俗的修行方术和“鬼道惑民”的现实功利性，赋予道教向精神世界和宇宙世界不断追寻的高雅性和超越性，将道教提升到与儒、释二教鼎足而立的中国三大文化传统之一的高度。

早期上清派以茅山为活动中心，茅山得以跻身于众多名山大川之列而闻名遐迩，成为天下人向往、朝拜的圣地，“茅山为天下道学所宗”主要应归功于上清派。上清派首次让道教拥有了系统的修炼理论和方法，使此前的道教派别皆成序曲，因此有“教衍上清”之说。在中国道教史上，上清派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影响深远。

一、上清派兴起的背景

（一）动荡不安的六朝社会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时期，三百多年的六朝社会始终处于战乱频仍、军阀混战的局面中，社会各阶层都在血雨腥风中饱受痛苦，如临末世。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战乱，让北方士族普遍感到生命无常，他们从精神上渴望安宁与平静，追求超脱与永恒的生命状态。

东晋司马氏政权南迁后开启的南朝社会，政权更迭频繁，被史家称为“天下骚然，民不堪命”的乱世（《宋史·明帝纪》）。那些来自北方的统治者对文化程度较高的江南士族既忌惮又歧视，抱有很深的戒心和强烈的排斥态度，不断加以排挤，使世代安居江南的土著士族被不断边缘化。他们多不得志，无法在仕途上伸展抱负，至多官至六品，因而这些南方士族也有了崇道入教的愿望。

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一方面民族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另一方面民族之间的壁垒也特别显著。由于中央政权对全国失去控制，宗教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时机，六朝出现了儒学萧条、道教复兴、佛教盛极一时的局面。勃兴的宗教为走投无路的百姓提供了精神上的栖息之所，当时甚至出现了“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的疯狂局面。对宗教的狂热趋奉，清晰地昭示出穷途末路的时代氛围。

（二）寻求身心安泰的士族阶层

士族文人一般都是在儒学正统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普遍重视君臣之义，渴望“事君以忠”，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但曹操父子从“挟天子以令诸侯”到取而代之，打破了这种节操伦常的传统，正统君臣关系从淡化到逐渐崩溃，王权衰落，也殃及儒学无法再享有独尊的地位。政治环境的险恶，让很多士人走向疏离现实、相对安全的谈玄论道，这种风气促使士人从大一统的政治形态下解放出来，走向个性觉醒、自我解脱之路。兼济天下的抱负既然无法实现，他们只好顺应时势，但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安顿身心。宗教的出现恰好为这些彷徨无依的流浪心灵找到了寄托和依傍。

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开始出现兴旺景象，魏晋社会一度谈玄成风。这种情况迫使统治者与士族知识分子对中国本土的道教进行改造、充实和提高，以便构建自己的宗教体系，与佛教等外来宗教相抗衡，淡化佛教东传对华夏民族精神和传统意识的冲击。于是，南北方士族阶层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道教，期望能从道教中找到灵魂之家，找到现世得不到的慰藉，以道教信仰弥补人生缺憾。

入道后的南北士族开始对原有的道教教理、教规、教义重新加以审视。他们发现，民间符水道教的教理、教规、教义存在许多不足，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以符箓道术祈福禳（ráng）灾的做法非常低劣，不能满足他们的信仰需求。他们着手改造民间符水道教，使之向炼养、斋仪及义理化方向发展，通过倡导炼养和服食金丹，将道教从济世度人的本义引向追求个人长生成仙，以满足统治阶层一直追求的长生梦想。这势必要引发道教内部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变革，文人道教就是在这种氛围下问世的。道教上清派正是生活在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附近茅山一带的江南士族文人于兴宁年间（363-371年）秘密创建的道教新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