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彦如 张剑

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东汉末年，由留侯张良八世孙张道陵创立。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唐代，道教被唐高祖李渊定为国教，从而成为与佛教并行的宗教派别。

因皇帝姓李，道教追尊的教祖老子李耳也姓李，道教在唐代得到唐王朝的扶持和崇奉。依托姓氏附会，唐代更加提倡道教，信奉者颇多。当时两京和天下州府都建宫供奉，长安曰“太清”，洛阳曰“太微”，诸郡曰“紫极”。润州著名的“元妙观”，即为唐代紫极宫老子祠，在石达桥西北（今镇江市区贺家弄一带）。此外，在丹徒区团山南侧的马墅村，有仁静观，为南朝刘宋元嘉初（424年前后）创置。

收藏于镇江焦山碑林博物馆的“魏法师碑”是镇江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唐初碑刻，也是研究镇江道教历史以及唐代政治与道教关系的重要文物。“魏法师碑”全称“大唐润州仁静观魏法师碑”，立于仪凤二年（677年）十一月十五日，碑文记载了魏降法师的生平事迹。该碑螭首龟趺，高2.42米，宽0.87米，碑脊圆肩，四螭缠结，题额篆书“魏法师碑”。由唐中书右史兼崇文馆学士安定胡楚宾撰文，清河张德言书，东海徐秀昉镌，石匠满通凿造。

魏降，字道崇，任城(即今山东济宁)人。生于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卒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六月六日，享年82岁，于六月十三日安厝于仁静观西南之马迹山。

道家把精通道法，能养生教化，为人师表者称为法师。碑文中记载，魏降法师自幼即仰慕道教，“甫及冠年”即拜茅山徐法师为师，贞观九年(635年)被召，随师入京，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并“由是蒙度出家，配居谁山之仁静观”。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他受诏在道教圣地茅山“修福精湮茂典”，成为道门领袖式人物。在兴佛排道的武则天统治时期，天后（武则天）又降殊恩，赐他一件饰有珠宝的山水纳帔。魏法师与皇朝的关系之密，可见一斑。地方官吏争相与之交往，如润州刺史范阳公卢承庆，武涉公李厚德，以及“驸马都尉乔师望”等皆“闻风致礼，披云投谒”，足以证明，他在上层社会中的名望及道教界的地位显赫一时。

“魏法师碑”碑文为观察南北朝末至隋唐之际士族在乡里的生存境况以及基层社会的秩序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碑主魏法师出身汉晋名族任城魏氏，其家族在西晋末南渡，以侨姓低级士族的身份长期活跃于京口一带。利用家族秉持的道教信仰传统，他们又成为地域性宗教领袖。

“魏法师碑”碑阴人名第八为“守润州谁山戍主解建威”。唐承隋制，在诸镇军下，建诸戍以屯兵守境。唐史所载润州驻军设置较晚，仅见“至德二年(757年)以润州之江宁县置，有江宁军，乾元二年（759年)置有石头镇兵，有下蜀、谁山二戍”，并未提及“谁山戍”。而碑阴上留下的“谁山戍”的记载，表明这里唐初就成了扼守润州的江防要塞之一，既是研究古润州军事设防可贵的资料，也补充了史料的不足。

千余年来，“魏法师碑”一直被保存在镇江大港华阳观（宋政和年间改仁静观为华阳观）内，1961年春，因筹建焦山碑林，遂将此碑集中于焦山收藏。“碑文之谁山，即今之圌山”，这是近代镇江考古学者陈庆年在所撰的《横山草堂类稿》中考证所得结论，“仁静观，刘宋元嘉初置，碑云谁山之仁静观当是元嘉时即以观所在之地名曰谁山。唐以前作谁山，宋以来作圌山，其音可以相通”。

专家推断认为，碑文与碑阴所见诸多人名，大多也应是东晋以降迁徙、定居于京口的侨民后裔，及至唐初，多已完成土著化。长期以来，侨姓士族以信仰与婚姻为媒介，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家族网络，主导着地方社会秩序。历经王朝鼎革、政区废置等，江南地域社会内部，人群结构与人际结合的样态均呈现出延续性的一面。碑文内容同时亦蕴含了唐初润州大量的自然、社会信息，生动地印证了隋唐之际社会动乱到平定的历史，反映了道教对唐初君主特别是太宗李世民的巨大影响及茅山对周边的辐射力，对研究镇江地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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