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昌勤

清代康雍乾时期，著名学者、诗人沈德潜因为对诗歌理论、创作的突出贡献，被誉为“诗坛都头领”。与之同时代，京口有三位“布衣诗人”:余京、张曾、鲍皋，因为他们得到沈德潜赏识，而名噪一时，沈德潜称他们为“京口三诗人”。

沈德潜是位老来得宠的官宦、诗人，生长于苏州农村，早年家贫，从二十三岁起继承父业，以授徒教馆为生，过了四十余年的教馆生涯。尽管处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弃学，在奔波生活之余，勤奋读书，十六岁前已通读《左传》《韩非子》《尉缭子》等书。但这样一个满腹才学的读书人，竟然科举屡不中，从二十二岁参加乡试起，他总共参加科举考试十七次，最终在乾隆四年（1739年）才中进士，时年六十七岁，从此跻身官宦，备享乾隆荣宠。乾隆七年（1742年），授翰林院编修。此时沈德潜已年届七旬，乾隆皇帝召其讨论历代诗源，他博古通今，对答如流，乾隆大为赏识，称之为江南老名士，并对大臣们说：“我和沈德潜的友谊，是从诗开始的，也以诗终。”

沈德潜虽然不是京口人，但与京口却有着极深的渊源。早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沈德潜应魏荔彤之聘，来镇江魏氏学馆为其课子，闲暇时作古文六十余篇、诗百余首。44岁那年，沈德潜来到京口住在见山楼做了三年教馆，在此期间他编纂《古诗源》一书，将先秦至隋各个时代的七百余首诗歌收录其中，并对大部分诗作加以评注和考订，全书共十四卷。

沈德潜对京口诗人余京、张曾、鲍皋颇为推崇。在京口著书期间沈德潜常出游京口三山，在焦山偶然读到了余京的诗，后经焦山僧侣介绍认识了余京，因为诗风相近，从此成为好友并经常酬诗唱和。多年后，沈德潜又结识了张曾、鲍皋。沈德潜在为张曾《石帆诗集》作序中说：“余于京口得交诗人三，康熙戊戌（1718年）交余子江干于焦山，乾隆癸亥（1743年）交鲍子步江于京师，乙丑（1745年）交石帆(张曾)于梦堂司马宅……”“京口三诗人”与沈德潜相交时间虽然有先后，但都声气相应，学习切磋，增长诗艺。

实际上“京口三诗人”的确与沈德潜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三人同为平民出身，且笃学求知、不入仕途。据载：余京，3岁丧父，母张氏略通文墨，亲自授课，10多岁时，熟读经史，长于诗，多有宗唐之作，著有《江干诗集》；张曾，性不偕俗，诗工而家益贫，放浪京口、淮扬间，著有《石帆诗集》；鲍皋，自幼聪明，向人借书阅读，熟记胸中，13岁在采石矶太白楼上题词，见到的人都惊赞其才，鲍皋一生沉溺于诗，不事科举。

“京口三诗人”最让沈德潜赏识的，还是他们都具有“清新自然”的诗风。余京有《登金山塔》:“半空月忽住，陡觉下方浮。白浪连山走，青天入海流。尘埃吹野马，城郭动蜉蝣。极目穷巴蜀，风帆万里愁。”张曾有《雨宿焦山》:“岩光惊早起，江阁雨残时。烟鸟去无尽，风潮来不知。樱桃分饷客，芍药对题诗。四月山中好，幽禽莫负期。”鲍皋有《焦山精舍夜饮》:“我吟天风海涛曲，焦岩飒飒振林木。汉隐先生拍我肩，邀向岩间结茅屋。茅屋直下临奔湍，阴林积雪森夏寒。清飙回动白羽扇，明月走送黄金盘。黄金之盘白玉壶，长江泻酒那用酤……”

三诗人诗歌创作在内容上大都取材于京口的山水景观，手法上既“尚唐诗韵”又不失个性。余京的清幽冷峻，张曾的蕴藉宛转，鲍皋的清雅旷达，在当时的诗坛竞放异彩。三诗人要数鲍皋成就最高，他为清代前期镇江诗坛领袖人物。其鲍氏家族“一门风雅”为诗礼传家，是当时江南屈指可数的文学世家。鲍皋著有《海门初集》《二集》《三集》各19卷，《京口文献录》《笔耕录》《十美诗》等。沈德潜与“京口三诗人”的交情，是镇江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的诗作更是传承至今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