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彦如 张剑

作为整理仪容的工具，镜子从诞生之初就一直传达着人类对美的追求。

远古无镜，先人以水照容。在中国古代，镜子最初的功用由鉴完成。监鉴为古今字，为一种盛水的器具。而在古希腊神话里，俊美的少年纳西索斯在河边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于是深深地爱上了水中自己的影子，死后变成了水仙花。

摆脱了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距今4000多年前，青铜镜应运而生。唐太宗李世民有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这里的镜指的便是青铜镜。

所谓青铜镜，大体分为镜面，即镜的正面，光亮可以照面；镜背，即镜的反面，上面多铸有各种纹饰和铭文。镜纽在镜背中央，有孔可以系绳，可用手持或系在镜台上。在纽的周围，是紧连纽的装饰部分，又称纽座。另外还分内区、中区、外区，指镜背配置纹饰的各部分；铭带，指铸有铭文的部分，镜铭则指镜背上所铸的铭文。

目前，中国最早的铜镜发现于青海贵南齐家文化墓葬中，齐家文化相当于夏代范围，距今大约4000年。西方的铜镜诞生早于我国，可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埃及第十一王朝卡薇特皇后石棺上雕刻的梳妆图中，就有一枚带手柄的圆形铜镜。

铜镜制作在每个发展时期都各具特色，我国的铜镜发展史中有战国、两汉和隋唐三座高峰。汉代铜镜装饰纹样丰富多变，制作工艺和艺术表现手法都取得较大的突破，在铜镜发展史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西汉早期为战国镜与汉镜的交替时期，此时，经济亟待恢复，铸镜工艺发展缓慢，在形制和纹饰上承袭了战国镜的风格，但也逐渐加入了新的内容。战国时期的铜镜多为弦纹小纽、素卷缘、薄胎体，镜背纹饰刻画纤细，并多有底纹；汉镜多为半球形纽，主纹突出，无底纹，宽平缘，镜体厚重。此时的铜镜，镜面较小，镜壁单薄。构图上以四乳丁为基点的四分布局法，其纹饰也一反战国镜的底纹加主纹的两层构图法，使主纹成为镜背的单一图案。这种不用底纹的构图法，成为西汉早期铜镜与战国镜的分水岭。

文景之治后，社会经济的发展让铜镜的铸造与使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摆脱了战国镜的影响，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长足进展。尤其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前后，一些新的镜类开始流行起来。纹饰丰满奇异、制作精巧，题材广泛，装饰手法由平面到浮雕，边缘更为复杂。同时，铭文大量出现，并成为铜镜纹饰的组成部分，有的甚至成为铜镜的主题纹饰。按铭文内容，铜镜可分为昭明镜、日光镜、清白镜、铜华镜、日有熹镜等，其中，最常见者当为昭明、日光二镜。

铜镜不单成为古代贵族墓葬中最罕见的随葬品之一，在一些小型墓内也常有发现。

公元前210年，丹徒开凿水道，成为沟通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造就丹徒的繁兴。西汉末年始，北方民众大举南下，丹徒的经济和人口都有长足进步。

1997年5月-10月，在镇江大港发掘的29座汉墓中，共发现铜镜16面，包括星云纹镜、四乳四虺镜、日光镜、昭明镜、铜华镜、博局镜、规矩镜、人物车马画像镜等。体现较高工艺水准和艺术价值的汉代铜镜在镇江大量出土，说明铜镜在当时使用普遍，已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具。

镇江博物馆收藏的西汉日光镜，直径7.9厘米，圆形、圆纽、圆纽座，座外伸出四组短线夹四组单弧线，外接一内向八连弧带，带外两道栉齿纹夹铭文带：“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字间夹符号。素宽缘。日光镜是西汉早中期常见的小型镜类，因其铭文皆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而得名。专家认为，此类铜镜流行时期为西汉武帝后期至王莽时期。

大港地区的这批汉墓，墓葬形制较小，墓中随葬品为一般平民使用的日常生活器皿。这批墓的埋葬规律，按照时代由早到晚，葬地由高到低、由江边逐步向内地推移进行埋葬。从各期所出墓葬数量来看，西汉晚期大港地区人口密度远大于西汉早中期，说明经过西汉一代的努力，大港地区得到相应的开发，经济较为繁荣。从墓中随葬品看，与中原及全国各地汉文化面貌基本一致，但比中原晚一步发展，同时亦具有吴越文化发展的自身特点。这批汉墓资料的出土，反映了大港地区在有汉一代，既不像商周时期发达，也不如六朝时期繁荣，而是处于文化低谷时期。

正面映像，背面审美，铜镜蕴含着特有的文化精神，彰显古人的审美情趣。从4000年前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直到玻璃镜的出现，青铜镜方才退出历史舞台。对今人而言，青铜镜的映像作用虽已消失，但背面纹饰却映照出古人的生活状态、对艺术的追求和匠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