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范勇
清晨，从吐鲁番的托克逊出发，我们顺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向着西南方向前行，这里正是丝绸之路北道。下一站是古焉耆国的国都博格达沁。
带着未醒的酒意在车上昏昏欲睡。昨晚的记忆断断续续，就像一串断了线的串珠，叮叮当当散落了一地，无法串缀成完整的回忆。
新疆的乌苏啤酒不愧有“夺命大乌”的名号，平素还算擅饮的我，四瓶便高了，有人安慰我说，一次能喝两瓶乌苏啤酒的都是好酒量，我不知道该自豪还是该汗颜。
同行者的惊呼声叫醒了我，朦胧中，睁眼便撞见了一窗的壮美，两边或是嶙峋的山丘，或是如瀑的沙山，此刻，我们的车穿行在生命的绝地，车轮碾压着沧桑，蛮荒被我们不断撕裂，复又在我们的车后合拢，发动机厚重的声音回荡在无人的峡谷里，听上去意味深长。
车行四个多小时后，我们便抵达了焉耆。
古焉耆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也是丝绸之路北道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把这里当做是大唐境外的第一个国家，他称这个地方叫“阿耆尼国”。我曾经对此非常不解，大唐西境的第一个国家明明是伊吾国，然后是高昌国，这一点玄奘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他还和高昌国国王麴文泰结为异姓兄弟，何以把焉耆当做大唐西境外的第一国呢？最近在读《玄奘西游记》时忽然想明白了，玄奘在口述《大唐西域记》时，他已回到长安，而伊吾、高昌彼时已经被唐朝开国勋臣、大将侯君集所灭，分别成为大唐帝国的“伊吾郡”和“西州”了。
结拜兄弟的国家被自己的国家吞并了，想必玄奘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吧？
高昌王麴文泰曾专门写了封信给焉耆王，但玄奘在焉耆国并不受待见，他受到了焉耆王的冷遇，玄奘因此只住了一夜便悻悻而去。我想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当时焉耆国无论从文化还是宗教都直接受到印度的影响，甚至文字都用的是印度婆罗米文（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有记载）。当时的焉耆国信奉的是小乘佛教，和玄奘信奉的大乘佛教有教义的冲突，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焉耆国是高昌国的邻邦，但焉耆国与邻为壑，欲和大唐联手，绕开高昌，另辟一条从敦煌到焉耆的丝道，将高昌国边缘化。高昌因此与焉耆交恶，高昌王的推荐文书恐怕给玄奘帮了倒忙，不知道鞠文泰写信的自信从何而来。玄奘离开后不久，高昌国便发兵灭了焉耆，太宗皇帝震怒之下，派侯君集领兵灭了高昌，这恐怕是玄奘始料不及的。出于愤懑，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把焉耆国王描写得很不堪： “焉耆国王，出身于本地，勇猛有余而谋略不足，喜欢宣扬自己四处杀伐的功劳。此国国无纲纪，法不整肃。”
我原以为这样主观的描写倒也显示了玄奘有趣的一面，毕竟高僧也是人啊。但前些时候偶然读到东晋高僧法显在《佛国记》里的一个章节，文中说焉耆国人不通礼仪，待客冷淡，法显在此同样受到冷遇。这和两百多年后，玄奘的遭遇如出一辙。也许焉耆国人确实古怪，看来我错怪玄奘了。
在盛唐时期，焉耆曾经为安西都护府所辖，和疏勒、于阗、龟兹一道，并称“安西四镇”，后来，大唐的势力达到了中亚河中地区，碎叶城代替焉耆，成为安西四镇之一。大唐的势力不断向西渗透。
博格达沁故城是古焉耆国都城所在，古时这里叫“员渠城”，博格达沁是维语的发音，宏伟的意思。
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已是下午三点左右。此时阳光正烈，四下寂静，在烈日的炙烤下，我们踏着盐碱地前行，每一步都扬起一阵尘土。不远处有几只瘦羊盯着我们，满目狐疑，但很快便失去了警惕，就像几个不称职的守卫，低下头，继续吃着营养不良的草。
和交河故城、高昌故城不一样，这里没有人烟，没有游客，也没有任何景区设施，更没有任何遗址保护的措施，甚至，连西门的那通文保碑都老旧残缺得像文物了。
这里就像一个失落的地方，几乎被人遗忘。
爬上颓废的西南角楼远眺，城廓几乎就是一个正方形，曾经巍峨的城墙已经风化成绵延的土丘，城门、角楼、街道以及中轴线依稀可辨。城内满目荒凉，盐碱地里骆驼刺丛生，建筑已风化得无法辨认。北望天边，天山的雪线熠熠生辉；南面，天地交接之处一片灰蒙，那里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了。想当年，这里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路，是商贾云集、僧侣咸聚的形胜之地。
走下城墙，在荒废的古城里行走。我知道，我的每一步都在历史里和许多焉耆人的脚步重叠；我也知道，每一步的沙土里，都浸润着古焉耆人的鲜血。在繁华了几百年后，古焉耆国在十三世纪彻底毁于察合台汗国的“圣战”，六千控弦之士血洒古城。从此，古城只剩一片废墟和满目疮痍。百年后再度来此的，只有贪婪的摸金校尉、搬山道人们，当然，还有令人五味杂陈的斯坦因。
我们无从得知，察合台汗国在攻灭博格达沁城后，为什么又弃城而去，这些突厥化的蒙古人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屠人毁城，夺命掠物，只留下他们信奉了不足百年的信仰。
走在荆棘丛生的废墟里，我期待有意外的发现。因为几年前，就在不远处的一座废弃台基下面，出土过一个汉代金腰扣。当然，即便找到什么，其归宿必定是博物馆。最终，除了满地的古陶、古瓷的碎片外，我没有任何发现，我知道，这些陶瓷碎片再也无法拼接出完整的器形，就像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拼接出博格达沁这个焉耆故都完整的历史一样。偶尔，泥土里也会伸出一节混杂着经年老泥的白骨，我无法判断是人类的还是动物的，但它一定属于焉耆故城过去的，它只是穿越历史，向我诉述曾经的悲怆。
岁月留痕，废墟告白。此时、此情、此景，令人心生历史代入感，同行的阿瑞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蒙古“呼麦”，浑厚的蒙古呼麦声从艺术家阿瑞的胸腔喷薄而出，如激流，如林涛，如山风，如雕鸣，如马嘶，在戈壁和苍穹间经久回荡。仿佛几世前的轮回，他曾属于这里。
历史上的焉耆也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国家，但他们信奉的是小乘佛教，这一点从“七个星佛寺”的建筑形制和仪轨可窥一斑。
七个星佛寺不是一座佛寺，而是由无数个佛寺组成的一个伽蓝群落，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小乘丛林。从残存的遗址看，其规模非常宏大。整个佛寺遗址占地面积逾四万平方米，一条自然泉沟将建筑群分为南北两大区(即今所命名的南大寺和北大寺)，颇具规模。佛寺附近的千佛洞佛寺已毁，仅存遗迹。七个星佛寺遗址是新疆仅存的同时存有佛塔、佛殿和石窟的珍贵遗址群。
和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不同，小乘佛教强调的是个人的修行和解脱，因此，此处的佛堂、经堂大小不一，连檐接栋，从残存的遗址看，有很多小到仅容一人打坐的小佛堂。想当年，这里的天空一定十分拥挤，充满了咏经之声。我的理解，是不是和现在的色达差不多？
1975年，在“七个星明屋”佛寺遗址出土了唐代遗物——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此剧本是焉耆佛教大师圣月由印度语梵文改编成焉耆语的一部大型分幕剧作，出土时剧本已遭火焚烧而残损，这是目前所知的我国最早的剧本。据说当时世界上没几个人能读懂，考古人员请季羡林先生解读，据说老先生顺利地读出来了，当然，对不对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七个星佛寺的大门口有一座小型的博物馆，里面展出的都是七个星佛寺的造像和壁画，还有一些建筑构件，无论是造像还是壁画，明显带有犍陀罗的风格，说明这些作品都是早期的佛教艺术作品，可惜，造像和壁画都是复制品，原件均在上世纪初，被国外探险家们掠走了，现在它们正静静地躺在国外各大博物馆里，迎送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当然，包括来自它们家乡的五味杂陈的目光。对它们的故乡而言，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悲哀和耻辱。但对这些文物本身，历经沧桑的百年，究竟是祸还是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