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剑 马彦如

明代沟通南北交通及运输往来的水路主干道仍是京杭大运河，又称漕河。自大运河开凿后，南北之间的物资交流、中央政府与东南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通过漕运的物资集散形式进行。

漕路就像一条长长的纽带，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这五大流域经济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元末明初，因战乱及黄河决口，导致运河多处淤塞，南北一度断航。明政府在山东临清至济州段、江苏徐州至淮阴段、淮安至扬州里下河段、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段多次组织大规模的疏浚与改造。

江南运河的整治重点在地势较高的镇江至丹阳的徒阳河段，一为治理练湖，蓄水济运；二为治理丹徒通江港道，引水通航。在明成化、正德及崇祯年间又多次疏浚，使镇江成为连接京杭运河南北两段的漕运枢纽，成为商旅往返、货物集散的著名码头。明冯梦龙纂《三言》编集世情小说120篇，内中提及镇江府或镇江码头的地方就有五六篇十多处，足见名不虚传。

据明黄汴《天下水陆路程》载：当时雇船或搭船由镇江顺漕路去北京的路线通常是：自镇江码头渡江至瓜洲，经扬州府，北上邵伯驿、高邮州、宝应县、淮安府、沛县、济宁州、德州、沧州、天津卫、通州等埠头，北上直抵北京，而总长2900多里的航道行船条件良中有差，“自扬州以北，风景与江南大别矣”“食品贱而不佳”，加上北方天寒，“自淮安以北冬归宜速，守冻最难”。相比之下，由镇江府顺漕河去杭，则八百里江南河道畅行无阻，行船条件普遍良好，一路“平水，随波逐流，古称平江。船户良善，河岸若街，牵船可穿鞋袜。船皆楠柏，装油、米不用铺仓。缓则用游山船慢慢游去，急则夜船可行百里。秋无剥浅之劳，冬无步水之涉”。这一带经济发达，人烟稠密，市井繁盛，过往船只“是处可宿，昼夜无风、盗之患”，且“诸港有船，二文能搭二十里程”，价廉方便。

明代镇江境内岸线状况良好，从上游高资西至下游大港东绵延100多里，过江渡口颇多，渡运兴盛。主要有西津渡（渡江至瓜洲）、石公渡（渡江至开沙）、高资东西渡（东渡口北渡达仪征，西渡口北渡至铁淀港）、大港渡（北渡至扬州苑林村），此外还有甘露渡、焦山渡、韩桥渡、谏壁渡、丹徒渡、柳港渡、马师桥渡、莫家港渡等。其中尤以西津渡著称，最为繁忙，是元代《至顺镇江志》“西津渡乃南北冲要之地，江浙闽海物资悉由此以达京师；使命客旅络绎往回，日不暇给”记载的延续。

唐宋时江南运河穿城而过，明清时沿城而行，后随城市发展需要，城内关河、市河与大江、运河相连。为沟通往来，城内建有大小桥梁二三十处，既方便了过路群众，又使本邑除城市山林特色外，更颇具几分江南水乡城镇本色。

明代长江已全线通航，从大江源头顺流而下，经成都、泸州、重庆、巫山、宜昌、江陵、武昌、九江、安庆、荻港、芜湖、南京、镇江、江阴等港口，直驶出海口。长江航线大体划为五段，其中宜昌至江阴段约3000里，江流平缓，水量充沛，为长江之黄金水道。镇江地处黄金水道的重要节点之上，江航条件优越，大批江船自镇江港装载转运货物下驶浏河口交卸，再转由海船出洋。在明代，商品交换扩大、市镇兴起和人口增加都要求对作为经济血脉的交通条件作进一步改善，而交通的发达与不断完善又反向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城市的兴旺，两者互为因果。

随商品流通量及人流量的增多，镇江府城自身不断扩大并日趋繁华。明清时，镇江成为长江下游及运河线上以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著称的城市，一切与长江交通及运河交通有关的行业都迅速发展起来，如冶铁业、麻绳业、木材业、纺织业、布市、米市、桐油和南北贷经营等。镇江城区规模也逐渐扩大，由元代的五市、七街、八十二巷发展到明中叶的六市（大市、小市、马市、米市、菜市、中市）、八街（五条街、十字街、上河街、下河街、税务街、屏风街、新街、九里街）、九十四巷。此外，城西北至运河入江口一带也十分繁华，成为新兴的手工业、商业区，历清代直至民国初而不衰。

镇江地处江南，担当大江与运河交汇的孔道，形势得天独厚，交通畅行无阻，对全国性经济及地域性经济的运行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