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笪伟

本报通讯员 裴伟

2024年春分，继《月落荒寺》之后，镇江籍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格非推出最新长篇小说《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3月），再次深切地追问生命的意义难题。

日前，格非携《登春台》来到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展开题为 “漫长时代的蓬勃涌动”的对谈。活动现场挤满了读者，以年轻人居多。

作为上世纪60年代生人的作家(格非1964年生)、文学评论家(何平1968年生) ，面对着这些年轻的面孔，两位嘉宾敞开文学心扉，聊一聊置身于当今时代中，那些惶惑与开解的时刻。今年已届花甲的先锋派代表作家——格非由“人生中的阻碍是对生命的一种提升”，谈到他对人生本然性的理解：“人生就是苦乐均等的”；谈到他对幸福的看法：“幸福是对责任的自觉承担”；进而谈到他关于冒险、生存、自由、勇敢等人生关键词的解读。与其说作家格非带来了一堂“文学课”，不如说他给到场的年轻粉丝上了堂人生“哲学课”。

写作《登春台》的初衷是什么？格非表示，从对社会考察的层面而言，这部小说的构想之一，是要通过“联系性”来描述人们所经历的不同时代。

格非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经历4个文明时期，分别是狩猎文明时期、农耕文明时期、工业文明时期以及人工智能时期。他作为60后，同时经历了除狩猎文明之外的3个时期，“在我7岁之前，居住的镇江丹徒没有公路，灌溉用的是水车，没有通电，点的是油灯。七八岁之后，开始有现代文明了，有了拖拉机和柴油机，也开始通电了，经历了从农耕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进程。现在第三个时期，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时期开始了，并且呈现几何级的增长，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科技的进步所影响。”

“如何来描述我的一生的生命过程？当然有很多切入角度：可以从工具使用、劳动分工等不同角度来讨论人类的发展史。但我在《登春台》中用了一个非常小的主题，就是联系性。”什么是“联系性”？格非解释道，他小时候生活的农业社会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性简单、单纯，后来，他到上海求学，见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他与世界的联系性逐渐变得复杂，进入人工智能时期，人与人之间加速地出现了更多“联系性”，其中很多还是即时性的。

格非认为，如今“联系性”的改变让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并没有缓解人们精神上的孤独感。这种“联系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又对人们的生活和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格非表示，这正是他试图在《登春台》中所探讨的问题。

格非，他在2019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位来自中国镇江东乡，自称拥有“农民的世界观”的作家，谈到他对“幸福”的理解时，认为其实在“现实性”之外，还应该考虑“本然性”，“人的‘本然性’就是苦乐均等。有多大苦，就有多大乐，这就是人的‘本然性’。”

“我经常引用瑞典一位作家拉格洛夫对幸福的定义，我认为这是全世界所有关于‘幸福’的定义里，最让我心悦诚服的——幸福是对责任的自觉承担。”

格非送给到场的年轻人一句法国艺术家杜尚的名言，这句话也曾对年轻的格非产生很大影响——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真正重要的。格非表示，他有时候坐在家里，只需要一杯茶，一个很小的房间，就可以坐一个下午，他感到很幸福、很快乐。

对谈结束之后，格非还送给现场年轻人另一句里尔克的名言：“生存是绝对的冒险”，“在这个前提下，我对年轻人有一个建议：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只有一样东西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勇敢，只要勇敢就够了。”

据了解，大约5年前，格非有了写这部小说的念头，等到小说面世，他也来到了花甲之年。比起具体的故事情节，这一次他在小说结构上注入了更多的心血，他希望把4个人物的故事写成同一个故事，让各部分彼此镶嵌在一起，同时不去破坏每个故事自身的明晰性。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在这一小说结构背后传达出某些思考——它们有关当代人的欲望、情感、彼此关联、时间危机、生存困境等等。

《登春台》首发于《作家》2023年第8期，并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格非自己作为纯文学写作者，在创作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规避。不管是他早期先锋实验风格的中短篇小说《褐色鸟群》《迷舟》《相遇》等，还是近些年长篇小说代表作——“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以及《望春风》《月落荒寺》以及最新出版的《登春台》，都表现出极强的思考性，同时在写法上也有很明显的创新拓展意识。

当代青年作家双雪涛认为，“格非的小说都在强烈地与时代共振，我们其实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格非说：“现在认为文学是我在思考生活时的主要媒介。写作并不是说把思考定型的东西写入作品，它本身就是一种思考方式。因为只有在写作时，那些你原先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才会一点点地从黑暗中呈现出来。”

新书目录前，留了一段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哲言思语：“在那里，最响亮的闲言与最机灵的好奇‘推动’着事情的发展；在那里，日日万事丛生，其实本无一事。”封套背面写着“众人熙熙，如登春台”，格非介绍书名由来，在阅读高明教授《帛书老子校注》（第二十章）时，决定用“登春台”3字为书名的。但后来因为原先的《春尽江南》《望春风》书名中都有一个“春”字，就改了一个题目。稿子交到出版社后，责编认为还是原来的题目好，格非给朋友们打了一圈电话征求意见，所有人都一致认为“登春台”合乎开篇俯瞰众生、凝神沉思的视角，更好，于是就用了现在这个书名。

格非在《登春台》新书封套勒口仍按旧制自署“江苏丹徒人”，其实镇江尤其是镇江(丹徒) 东乡(丹徒县撤县设区之后不久，东乡大部分乡镇划属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不仅是他的“衣胞之地”，也是他几部重要作品的“文学原乡”。前几天，格非欣然应嘱给家乡读者在新书扉页题词“心归故里”。小说中不仅出现了家乡风物“水泼蛋”“蛋瘪子”“翘嘴白”，原县锡剧团《双推磨》，乡镇地名“新丰”等，还在某处摩崖石刻上出现一句冷峻的诗句“自从三宿空桑后，不见人间有是非”，巧妙地将镇江老乡、晚清讽刺小说《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诗句镌刻于故事场景里。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得主何平说：“ 格非之于家乡，是痛失，是爱意，是悲悯，也是时间绵延和生生不息。”《登春台》责任编辑、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楠评这部长篇“是非常体现格非思想和文学特质的一部小说，丰盛又精巧，古典又现代。百转千回的乡愁，不仅是作家的空间，也是他的时间。”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