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祝诚

祝瑞洪同志历经10多年不懈努力，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对以“京口救生会”为中心的镇江古代救生和长江全域古代救生史迹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探索，为我们奉献了90多万字的《中国古代长江救生源流考》一书。正如中国交通运输部原救捞局局长、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理事长宋家慧同志所说：该书“是第一部全面研究长江救生的起源与发展脉络的专著，是对中国长江救生历史文化传统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有益尝试。”它“填补了从整体上全面叙述长江古代救生历史这一研究的空白。”窃以为，该书也是我省、我市地域文化研究，特别是长江文化、运河文化研究的一个新创获、新成果。

笔者有幸先睹为快，深感全书体大思精，新意迭出。今试从三个维度谈点一得之愚，就教于各位方家学者。

宏大叙事，全景观照：

展现课题的广度和厚度

作为西津渡历史文化的研究者之一，作者长期把西津渡的救生会、昭关石塔、观音洞的研究作为重点，更把“京口救生会”作为重中之重，放在整个长江乃至全球打捞救生史的宏大背景下来展开研究，由点（西津渡）到线（西津渡→瓜洲渡即运河浮梁）再到市域内长江的面（扩展至金山救生、焦山救生）再到长江全域的面（更扩展至江苏、两淮、皖赣、湖南、湖北、川江等），然后又回归到点——阐明“京口救生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闭环结构研究。为什么如此说？从结构布局看：该书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贯穿全篇，上、下两大卷，各厘为十章。上卷考镇江一地，下卷论长江全域。显然，如果只写镇江“京口救生会”一处之人事，那将难以在全景式的观照下展开平行类比或交叉比对，其结论仅只能局限于镇江一隅。再从切入视角看：作者用抽丝剥茧法将镇江救生史迹逐一展陈，并与长江其他地方救生的客观探究两相对照，从而更加凸显了近千年的“京口救生会”善事义举的首创精神与历史价值。其意义之大，宋家慧同志曾有切身体会。2004年他访问英国皇家救生艇协会（RNLI），赞扬该会已有180年历史很了不起。可是该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却说：“中国西津渡上的‘救生会’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要比RNLI早一百多年！”

可见，“京口救生会”在全球救生历史上的地位是多么显赫和崇高。再从历史长河看：读毕全书，我们不仅对“京口救生会”从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转折期的历史进程有了清晰的了解，而且更从镇江视野扩展到长江视野，乃至扩展到全国全球视野 。因此，这种宏大叙事，全景观照，就确保了该课题研究的广度与厚度。现在呈现给读者的，确实是一部沉甸甸、厚实实的学术专著。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展现研究的深度和精度

该书书名显示，作者的研究着力于长江救生的“源流考”。这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现实工作的需要。作者长期致力于西津渡 “京口救生会”的保护和研究，心中萦绕着诸多悬疑：该救生会是否是我国最早的救生会？京口红船是否是我国最早的救生红船？京口救生会的创始人是谁？主持该会的两支蒋氏是否系一家人？蒋氏一族七代人共163年是如何传承京口救生会事业的？李氏、于氏家族又是如何从事救生义渡事业的？要破解这些悬疑之谜，确实就得追本溯源。恰如作者所说：“这部书成败得失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发现足够的资料，让历史活过来，自己叙述自己的过去。”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作者检读国史、地方史志，发现有关救生都语焉不详、求解不得。困惑之际，决定另辟蹊径，从谱牒中寻觅，这才拨云见日。在马阿林先生的帮助下，作者先在“美国犹他州家谱网”上找到《京口蒋氏宗谱》和《镇江丹徒蒋氏族谱》，终于发现了能够证明 “京口救生会”从第一代至第七代蒋氏家族创会救生的传承依据和关键人物、史实。其中世系传承明确、年表记录清楚，更有蒋理、蒋宗海、蒋磏等救生会董的传记，弥补了缺失的救生文脉。作者依据第一手史料，又经仔细解读辨识，对校比勘，溯源探流，这才顺理成章地编撰出《京口救生会馆创始人宗谱世系图》和《京口蒋氏救生会馆传承人族谱世系图》。作者还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发现了许多珍贵资料，如由蒋磏组创、张夕庵绘制的《京口蒋氏救生会馆图》，就录有道光年间41位镇江名流的诗书画印作品。又如从两淮盐商大江救生历史中找到了“京口救生会瓜洲分会”和“焦山救生会”创设的缘由。还从市档案馆中寻觅到民国时期救生会活动档案和善产土地证和税票、新中国成立后的《焦山救生会救生规约》等。

“众里寻他千百度”，“为伊消得人憔悴”，在红船精神的激励下，即使在病中作者仍未辍笔。辛勤探索终获硕果，作者对这一富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课题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该书指出：世界上最早的救生船，是在北宋天圣四年（1026）诞生在长江下游的镇江金山等地；世界上历史最长的救生组织是江苏镇江的“京口救生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国家救生体系的国家；长江镇江段两岸四地（金山、焦山、西津渡、瓜洲）拥有最密集、最有效的古代救生组织和救生船；还是在江苏镇江，拥有最丰富的救生文化遗产等。

“京口救生会”是我国最早的救生组织。历史真相究竟如何？此说能否成立？作者查阅沿江各州县志书，经过缜密考证，得出了富有思辨性的新结论：创设于顺治七年（1650）的桐城县老洲头“生生会”，比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京口救生会要早50多年。但是，京口救生会承继了李长科（明李春芳后裔）创设于明末（1630年代）的镇江超岸寺避风馆的救生船和相关制度，一“馆”一“会”之间有着天然的血脉传承，避风馆其实是京口救生会的“前身”。并且，它的救生活动传承有序，连贯不断，延续近320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说，“京口救生会”的确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创始最早，也是历史最长的救生组织。他的这一结论，得到了宋家慧和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同。

拯溺救生，见义勇为：

展现精神的高度和信度

作者在作“源流考”时，始终不忘探求那些千年来从事救生义举人士的精神世界。据统计，该书涉及相关人物有100多人，记录具体事迹的有80多人，重点人物则有40多位。其中，有终身从事救生事业者，有传承家族救生事业者，有入仕后弃官不做而从事救生事业者，还有家道中落而依然全身心投入救生事业者。

他们为何如此热衷救生事业呢？作者深入研究发现：“利人不吝，当仁不让；拯溺救生，见义勇为”，是他们的共识与追求，来源于我国古人世代传承的优秀历史文化的浸润。

比如《尚书·大禹谟》中就说：“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这八个字，既道出了珍惜生命、以人为贵的“好生之德”，是与“民心”相“洽”契合的，也对统治者提出了应该顺乎“民心”的这一要求。史实也证实了这一点。正是宋仁宗，在天圣四年（1026）采纳了翰林学士夏竦的进言，在长江镇江金山等七处设置了救生船。中国长江救生事业由此开始了。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毋庸置疑，书中所写的这些救生人士，正是“中国的脊梁”之一。为他们树碑立传理所当然，确实应该大书特书，歌其功而颂其德。

为此，作者倾注了满腔热情与心血。一是以饱蘸深情的笔墨热烈赞颂他们的壮举。例如，蒋蔚华撰《族叔近仁公传》一文，称蒋磏“当仁不让，见义勇为。”作者便情不自禁地指出，蒋磏“大江救生的善举不仅是在钱财问题上‘利人不吝，济物何辞’，而且是一见到困难险阻，不惜牺牲，‘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这是更加难能可贵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高尚情操。”二是大量引用古人所写的赞颂救生行为的诗文书画印，来激发读者的共情，使读者亲临其境，沉浸其中。我们一打开正文，就读到了清代诗人陈荣杰所写的《扬子江救生船歌》。它“唱的是中国京口救生会数百年间捐设红船，在长江狂风骇浪中拯溺救生的动人故事。”读者立刻就进入到救生的历史情景之中。据统计，仅上卷作者就引录了诗歌一百二十多首。这些诗篇穿插文中，对读者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因而令其深受教育与感染。故而读者展读时，对“源流考”便一点也不觉得枯燥，而是感到热血沸腾。三是上升到理论高度探索救生文化的崇高精神境界。正如镇江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李茂川同志的《序》所言：“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蒋氏救生和李氏救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是一个家族的几代人、几十年，甚至是160多年，一直坚持大江救生。这些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大爱精神，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作者深入挖掘了这些高尚行为的精神内核，指出中国历史文化具有显著的人文主义特征，特别珍视生命的价值。

阅读此书，确实能够提升人们的精神高度，对中国优秀历史人文精神传统增强“文化自信”。

据悉，我市正在筹备“京口救生会”的“复会”、规划建设“中国长江救生文化园”，并争取在镇江召开“中国长江救生千年大会”。推进这三大举措，必将大大推动我市救生文化的弘扬。我们翘首以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