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圣福

扬中博物馆最近整理出两张清代乾隆年间的卖身契，一张卖女，一张卖男，刚好构成一组“乾隆盛世”里穷苦百姓“卖儿鬻女”图。

卖女契全文如下：

“立卖契人杨加裕、杨加祥，有兄早丧，嫂出室，承领侄女，年方壹十一岁，四月十二日戌时建生。只因今逢歉岁大荒，无处生营，日食不周，饥饿难忍，侄女不能领养，只得请保中人姚臣相（写法和落款处有出入）、张燦裕。女情愿出卖与杲名下，在家子孙永远使唤，听用不得难情。当日凭中保人言明，作当年时值卖制大钱壹刲（疑“封”的误写），当日钱人两交清楚，并无分文悬欠。自卖之后，娘家门族兄长无许来往相认，自古卖绝之人，水往东流永不复西，斩根割藤永不归根。倘有后日风雨不测，各听天命。卖绝之后永无异说，今欲有凭，立此卖契，子孙永远存照。韩隆五十壹年二月初二日。立卖契绝人杨加裕 +（画押，下同）、杨加祥 +；立卖契绝人张燦裕 +、姚囗（字迹不辨）祥 +。”

从这份卖身契中，我们可得知：一、乾隆五十一年扬中遭受灾荒。由于当年扬中还没有独立建置，几十个大小沙洲分属丹徒、丹阳、武进、泰兴、江都、甘泉（今邗江）等六县管辖，我们可根据周边州县情况来加以印证。《泰兴县志》载：“清乾隆51年（1786年），大旱，自春至6月不雨，瘟疫流行。”再看《清史稿》：乾隆五十年夏，武进、甘泉皆大旱，河涸；五十年六月，泰州大旱蝗；五十一年春，泰州、武进大疫。连续两年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肆虐，致使扬中和周边广大地区一样，穷苦百姓生活越发艰困。二、清代时人可以作为标的物自由买卖，只要有中保人和一纸契据就合理合法。穷人根本没有什么人权，尤其是穷人家的女子更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命运任人掌控。契文中“卖绝”一词以及永远听从使唤、今后与娘家“斩根割藤”、生死听天由命等语，都充分表现被卖者人权的丧失。三、穷人生命卑微。被卖女童名字是什么，契书中只字不提，真是卑微得连名字都没有了；卖价极其低廉，只有大制钱一封，即宝苏局铸造的直径在27.5毫米以上的乾隆通宝一百枚；年纪虽只有十一岁，但在主人家什么都得做，任由驱使，甚至可以再次被转卖。四、作为母亲，在生存危机面前狠心抛下孩子，作此选择时是多么的无助和无奈；而叔叔在最困难之时，首先出卖的是他们眼中的“累赘”，人情又是何其凉薄。

卖儿契其文为:

“立卖朱长贵，文契人周万山同侄，今因年岁饥荒，衣食不周，烦中说合，将长侄名唤朱长贵，年方拾四岁，三月廿八日亥时生，囗（左“又”右“占”，无法辨认）自情愿将长侄，周万山青（情）愿卖与杲主人门下为仆，凭中言明，卖得身价钱陆仟二百文整，其钱当日契下一并交清，并无分文悬欠。自进门之后，听主使唤，不得为拗，随主更名，如有走失拐带，俱系保领人董广余一面承当；倘有天命不折，各听天命，此系两愿，亦非外人逼勒，成交自卖之后，与董姓无干。今欲有凭，立此卖人文契存照。乾隆伍拾柒年三月十六日。立卖周万山侄文契人周万山 +，保领人董广余 +，中人杲弘裕 +。”

梳理这张卖生契，我们可看出内容与上一张大同小异：乾隆五十七年同样闹饥荒，周万山通过领保人和中人卖掉侄子朱长贵；十四岁的孩子贱如蝼蚁，只卖得六千二百文；男童从此生命不再属于自己，只能任人使唤，不得有任何违抗；生死全凭老天安排，怨不得别人。

读完这两张卖身契，我们想象得出：一个尚能断文识字的“土秀才”，用他瘦弱的右手写下几行并不工整且文理欠通的文字；在他的身旁，有人神情呆滞，有人神采飞扬，而一个孩子，泪流满面……

卖身契里的眼泪，让我明白了“乾隆盛世”原来只是个美丽的外衣，鲜衣包裹下的穷人，穷困潦倒永远是他们挣不脱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