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 翔

近日，一则 “无臂男子免费乘地铁被要求出示残疾证”的短视频，流传网络，吵得沸沸扬扬。事发武汉地铁站，尽管男子明显双臂残缺，但地铁工作人员却坚持规定，要求必须出示残疾证才能走特殊通道通行。事情被捅到网上，立刻引起一波舆论浪潮。网友们直斥这是规定与人性的碰撞，简直荒谬。引发舆论事件了，武汉地铁立即发了道歉声明，意思是工作人员现场处置不周等等。

但认认真真地看完整段视频，却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规定与人性的碰撞，而是无责逻辑在行事。首先，“规定”当然出现了，就如地铁工作人员现场所言：“规定上面就已经明确了，需要我们检验证件之后放行。”但事实上，“人性”也已然在现场出现了，就有其中一名地铁工作人员当场表示：“我个人给你买张票，可以吗？”尽管，这个“人性”并不是无臂男子所期待的“人性”，遭到了婉拒，但我们不能否认，这已然是现场的地铁工作人员所能做到的最大努力了。事实上，后来的武汉残联的回应“残疾人进站乘车要出示残疾证，就算有明显残疾也需要，这是规定”，已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现场的地铁工作人员是不能也不敢越雷池半步的。

现场的一个问答颇让人反思。男子问:“检验证件的目的是什么？”地铁工作人员答：“确定乘客是残疾人。”于是，想起了一句话：“现在的确出现了官僚化倾向，每一层都在想着避责，都要通过程序、规范、材料来规避自己的责任。各层级的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考虑的不是目标本身，而是能否实现自我保护。”简言之，这是一种行为处事中的无责逻辑。所以，一切按规定办事，却不管不顾那规定的本来目的是什么。

公众号“新潮沉思录”的文章《“一刀切”背后的深层逻辑》中有一段文字，说的是形式主义，却恰恰是对武汉地铁工作人员现场行为以及地铁公司道歉声明的精彩分析：“个人必然更多地为自己的安全、前途着想，他的行为策略要么是不做事、不负责，出事问责的概率低；要么做事就要保证绝对安全，将事情按章做到位，乃至做绝，也就是顶格、刚性、加码执行上级政策，而不顾及、不反馈实际情况，更不会冒险变通，造成只知执行、不顾及政策后果。这些都导致了形式主义泛滥的局面；而一旦出问题（被上级查到、被舆论曝光、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就会千方百计地将责任推卸出去，下级是其推卸责任的最好冤大头，从快从重处罚下级就成了必然选择。只有从严从重处分下级，才能确保自己‘清白、干净、无责、未串谋’，但其实，这种处理方式同样是形式主义。”坚持查验残疾证，不正是“将事情按章做到位，乃至做绝”；“工作人员现场处置不周”的用语，也明显就是将下级当成了推卸责任的最好冤大头。

问题是，这样一种以无责优先的行事逻辑，不仅在一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中弥散，更已然蔓延到整个社会。去年8月，公众号“新乡土”发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的文章，题为《公务员不敢对群众负责，老师不敢对学生负责，医生不敢对病人负责，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公务员不敢负责，所以要做到形式上无瑕疵，在“万一”出事的情况下经得起倒查；所以，处处留痕，时时注意；所以，再好的事情，如果有风险，最好不做，可做可不做的事，最好不做。老师不敢负责，所以教书育人，首先考虑的是不出意外，保证自己的职业安全，而不是教学效果。医生也是，给病人看病往往也是慎重又慎重，哪怕是很简单的病，稍微有点风险，也要请病人去大医院看看，就怕有个“万一”带来无尽麻烦。

文章还有几句加黑的文字，如下：“我们这个社会，似乎经不起任何意外了。任何一个小概率事件，都如临大敌。”“为了防止意外，被上级追责，基层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习惯了。”“小心谨慎，如临大敌，已经成了一些地方‘正常’的社会氛围。”“一禁了之，一拆了之，一管了之，一包了之，几乎到了‘不管不顾’的程度。”

文章最后写道：“今天，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看上去都很和气，确实没什么大纠纷、大矛盾了。但，人人心里都装着小心谨慎，尽量不要让对方抓住把柄，尽量不出意外。社会冲突的反面往往不是和谐，而是冷漠，以及连带而来的不信任。人人都防着对方，大家就会有很多做无用功，社会也就失去了活力。”

3月24日，《解放日报》刊发文章《市长电话为什么被打爆》，说了一件事：“市长们恼火：处长科长们能解决的事情，为啥还要事事找我？”其实，真不用想太多，解决掉基层一线的无责逻辑，处长科长们甚至普通工作人员们自然就能够把事情解决掉，然后，社会活力、创新创造，还用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