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翔

■摘要

产业科技创新，政府的努力方向何在？将转型付诸实践，把改革的方向转为鼓励企业从事研发，专注于营造更利于创新的环境。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头号重点。今年各地两会，产业科技创新也无疑成为最火的热词之一。

创新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很多领域。聚集到经济、产业和科技领域，无论是理念或实践，都越来越告诉我们，产业科技创新，这是更适合于市场化路径，更适合于企业家主导。

譬如理论。1911年，一位年仅28岁的青年教授在其成名作里这样写到：“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而企业家则是创新的具体推动者”。他，就是创立了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后来在哈佛大学任教了18年，培养了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再有实践。硅谷是全球技术和商业创新的高地，硅谷奇迹是“斯坦福+企业家／创业家+资本”的多要素组合，而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则是其中最核心的纽带和基础性要素。硅谷是全球人才密度和资本密度最高的地方，同时也是企业家密度最高的地方。公众号“华夏基石e洞察”刊发管理学家田涛的文章《未来5到10年，靠什么走出经济衰退》，文中即言：若没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创业家，硅谷就是“死谷”。企业家是推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交易创新、组织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的根本力量，企业家也是推动经济走出衰退的决定性力量。

是市场的事，是企业的活，那么，推动产业科技创新，政府的努力方向在哪里？同样有城市的实践案例。

深圳，是国内公认的产业科技创新的高地之一。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曾接受南方日报的访谈，谈“深圳创新秘诀是什么？” 他强调深圳是不断寻找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的“更优解”。唐杰说，深圳创新秘诀里有很重要的一条在于：深圳是中国第一个把创新从纯科研的活动转变成为经济活动的城市。市场化发挥了企业的主体作用，并逐渐成为一种蜂聚和蜂聚扩散的现象。其中重要一步是，坚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培育适宜创新茁壮发展的沃土，让创新引来更多的创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作，忽略任何一个，可能都是错。深圳还有个特别重要的思维。深圳历来重视华为、中兴等大企业，但是它不唯大企业，谁能发展我就支持谁，通过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让大中小企业春笋般发展，而不是大树底下不长草。所以你看，现在深圳的企业都是一茬一茬、一茬一茬地涌现出来。

唐杰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上世纪末，深圳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却面临无技术、无人才、无产业的“三无”问题。如何解决？当时政府推出了一个施行五年的办法。第一年，不分国企民企，只要建立研发机构符合条件的，政府就资助。到第二年，还继续资助，但是会考察研究机构里是否有研发人员，这使得大批外来高校毕业生聚集深圳，也催生了深圳虚拟大学园。第三年，标准升级，政府还要考察研发项目成果，产学研合作增多，深圳也练就了“看家本领”——技术识别。获得技术、吸引人才，形成产业，五年左右，深圳就和500多家企业研究所和130所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关系。到1998年底，深圳实现了 “4个90%”：全市科研人员90%集中在企业，全市的科研经费90%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

田涛的文章亦提到深圳。文中说，“现在站在创新前沿的，不是被寄予厚望的科研院所，而是华为这家没有直接获得政府资助的民营企业。”“华为的创新离不开深圳的开放环境，离不开深圳特区对制度创新的包容、对新生事物的鼓励与支持。这几年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感兴趣研究华为的员工普遍持股制模式，但华为如果不是诞生和成长于深圳这样一个体制改革实验区，员工普遍持股制大概率会以所谓的‘非法集资’而被禁止，而走向消亡。”

还有无锡，省内走在产业科技创新前沿的代表城市之一。“奔流财政社”有文《科技创新，无锡做对了什么？》。文中说，无锡在这个方面做了十分重要的两件事。一是让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接头”。针对这个问题，无锡专门成立了市场化技术交易平台。这个平台，解决了科研人员不知道企业最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也解决了企业不清楚科研机构有什么最新研究成果。而打通了这条科技成果落地的路，无锡也就打通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平台与创新载体的落地之路。二是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打造了一套培育机制。譬如2018年，无锡出台《无锡市创新型企业倍增计划（2018—2022年）》，围绕创新型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个性化需求，从雏鹰企业、瞪羚企业以及准独角兽企业三个层面进行分类扶持，制定出一套“科技型中小企业-雏鹰企业-瞪羚企业-准独角兽企业-上市企业”靶向培育机制。

无论是深圳还是无锡的实践，已然给出了一条清晰的方向——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产业科技创新之路，要转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企业投入大量的基础研发经费，加大突破创新，推动产业、资金、人才、创新深度融合，让资金流向真正从事科研的人员；政府亦将转型付诸实践，将改革的方向转为鼓励企业从事研发，专注于营造更利于创新的环境，比如提供更好的税收减免，以及保护知识产权。

这样一种体制上的转变，就曾在美国发生。美国曾由科研院所负责基础研究和创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政府自主的研究经费曾占到整个领域的70％。而如今，美国给高校院所的基础研究资助却一路走低，2013年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首次低于50%，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44％。如今，美国的体制转而鼓励由企业进行基础研发和创新，政府则给予税收和优惠，将赛道留出来，转而撤到二线。譬如引领了上世纪最重要的技术突破、累计获得了8次诺贝尔奖的贝尔实验室，背后是贝尔电话公司。今日亦有，CHATGPT掀起的人工智能革命，背后则是微软。描述其发展的一句话颇具深意：“依靠长期在市场上训练出的嗅觉，成为其发展壮大中最坚定的基石。”

体制的改革，正在发生。哪个地方率先走，哪座城市认真做，产业科技创新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