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滴石水

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在历史上饱受争议。《晋书》中评价：“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 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唐太宗李世民以司马炎为鉴，对他平吴之前也赞赏颇多，认为他“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纶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晚清文史学家李慈铭说：“晋武帝纯孝性成，三代以下不多得”……作为汉代以后结束三国鼎立纷乱局面、再次建立大一统王朝的皇帝，他的雄才大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建立的王朝在历史长河中真可谓昙花一现。自立国不久，西晋就开始纷乱叠起。二十四年的执政生涯，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导致八王之乱，西晋王朝五十一年便换代，中华大地又被五胡所乱，重新进入更加分裂的时代，由此一些研究者认为他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建立大一统王朝的一代雄主，怎么会一下子变得昏聩不堪呢？细读相关史书后，我觉得北宋思想家、文学家苏辙的分析比较精准：“武帝之为人，好善而不择人，苟安而无远虑，虽贤人满朝，而贾充、荀勖之流以为腹心，使吴尚在，相持而不敢肆，虽为贤君可也。吴亡之后，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贤臣，近小人，去武备，崇藩国，所以兆亡国之祸者，不可胜数，此则灭吴之所从致也。”无论《晋书》还是《资治通鉴》，都能看到司马炎的昏聩起自平吴之后。苏辙说得很清楚，东吴尚在，与晋相峙，司马炎“不敢肆”。司马家族从司马懿开始，在三国鼎立天下纷战的格局中，呕心沥血，逐步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司马昭平蜀汉，平吴重任历史地落在司马炎肩上。司马炎“宽惠仁厚，沈深有度量”（《晋书》）“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晋书》何曾语）。肩负重任的司马炎，登上帝位，“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驰，宽而能断，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明民乐其生矣”（东晋文学家、史学家干宝语）。开朝初始，司马炎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雄才大略，广开言路，无为而治，厉行节约，进行改革，经过多年战乱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逐渐复苏起来，国家一片繁荣，被称为“太康之治”。所以苏辙说他“虽为贤君可也”。

但是，平吴战争一结束，司马炎不管是政治还是用人，不管是生活还是脾气性格，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帝既平吴，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资治通鉴·晋纪三》），他平吴后认为天下一统，自己开创了举世伟业，功德圆满，遂纵情声色犬马。皇宫内的妃子他嫌不够，下诏禁止民间婚嫁，派宫吏去民间选美。平吴之后，他下令将东吴末帝孙皓后宫的五千嫔妃全部纳入自己的后宫，使后宫人数史无前例地达到万人。万人佳丽选谁幸？也只有司马炎做得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资治通鉴·晋纪三》），天下万事不管，夜夜驾驶个羊车在后宫游荡，羊停在哪个宫门前，就选择在哪个宫宴寝。后宫之女争向临幸，“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资治通鉴·晋纪三》），“竹叶羊车”这个典故活脱脱地画出了司马炎昏聩透顶之状。“方今世远垂年，将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使百姓躅多幸之虑，笃终始之行，曲惠小仁，故无取焉。咸使知闻”（《晋书卷三》），泰始三年春天，司马炎下的这个诏书，与“竹叶羊车”真可以说是言行相诡。自己夜夜忙在后宫，还说要用道德仁义来教化百姓，用真善丑恶来诱导和警诫百姓，真是莫大的讽刺。

“八王之乱”的祸根起自于司马炎的大兴分封。有研究者认为，司马氏举兵夺权时几乎没有遇到曹魏宗室的阻止，因此，为了吸取曹魏的教训，司马炎登上皇位大肆分封。当然不能否定有这个因素，但我觉得与“竹叶羊车”一样，此时的司马炎正如李世民所说，他“见土地之广，谓万弃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普天之下都是他司马氏的了，司马氏的子孙理应享受胜利的果实。他不仅给宗亲、叔伯弟侄封了27个王侯，而且把国家的军队取消，给这些王侯实打实的军权。这些王侯经济上有征税的特权，政治上有任命本国官吏的任免权，再加上手握兵权，这样的王国焉能不图大图强？父子都能争皇位，何况这些宗亲、叔伯弟侄的王侯？他们不觊觎皇位，可能吗？所以，即使司马衷不是白痴，就是再来一个司马炎，天下不可能不乱；即使没有强悍野蛮疯狂弄权的贾南风，就是来个贤淑之女，天下也不可能不乱。

司马炎一统天下时，“内有张华，外有羊祜、杜预，筹谋策画，经纬谘询”（唐朝宰相刘仁轨语），平吴之后，西晋难道没有贤宰直臣了吗？有！苏辙说“贤人满朝”。可司马炎的政治、军事、生活思想观念全变了，谁讨他欢心谁就是忠臣，谁让他舒服谁就是贤臣。于是贾充、荀勖之流成了西晋最有才干的人，成了司马炎最信得过的人。至于其他人，就像张华一样，经常让他不舒服，都渐渐疏远了。蔡东藩说得非常对：平吴以后的司马炎“乃被欺于狡吏而不之知，牵情于皇孙而不之断，受朦于宫帟而不之觉，卒至一误再误，身死而天下乱”。

北宋贤相王旦，为相十二载。《王旦教诫子弟》记载，他对子弟常说：“我尝以大盛为惧。”他所谓的大盛为惧，是指事业、权力最鼎盛时，常感到惶恐，担心有负宰臣之职和天下百姓。司马炎的教训，正是在此。泰始元年冬季，他在郊外举行祭天仪式，礼毕后下诏说：‘惟朕寡德，负荷洪烈，托于王公之上，以君临四海，惴惴惟惧，罔知所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贰之臣，乃祖乃父，实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业。思与万国，共享休祚。’（《晋书·卷三》）”这番诏言，大有王旦“我尝以大盛为惧”之意。他登上帝位确实应该“惴惴惟惧”，因为为了解决对自己构成巨大威胁的弟弟司马攸，留下了严重的政治后遗症；奸佞派像幽灵一样始终觊觎着权力中心；姻亲势力又不能与其一心一意；司马宗室看重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根本不满意帝位局限在司马炎一脉。司马炎实际上是坐在火山口上的。平吴之战，既让司马炎充分发挥其政治军事才能，也让西晋各种政治势力暂时找到了一致的目标。而平吴之后，司马炎的政治危机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因为他“恣纵逸乐，一味任情而动，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妬忌之恶”（干宝语），让各种势力找到了可乘之机，危机更加深重。故苏辙说：“所以兆亡国之祸者，不可胜数，此则灭吴之所从致也。”

大盛应惧！司马炎让西晋上天入地的这段历史，确实该让后人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