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 翔

公众号“生活起航号”近日刊文《镇江是典型的江南城市，却为什么没有园林》。文章的解释是，充满战略价值的独特地理位置，让镇江成为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军事枢纽。“军事气息覆盖整个城市，驻军成群，基地比比皆是，形成了强烈和持久的阵营气氛。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化大江之力为绵水之温，要让岁月之深化为园林之雅，无疑是艰难的。”

并不完全赞同文章的意见，历史上的镇江是大有园林的。本地某公众号写过一篇《在镇江，当年曾有过这些“私家花园”》。但显然，那些园林，几乎无有留存。或许，亦正因军事枢纽给镇江带来的战争宿命。比如太平天国时期，镇江十年战火，名城涂炭，千载名城面目全非、残破不堪。再有，镇江之役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战。英军在此伤亡最大，然后，入城后纵兵大肆焚掠，镇江城又一次受到严重破坏。

但“生活起航号”的文章却提示了我们一个新的思考镇江文化归属感的角度。恰如园林无有留存，南北文明屡屡在镇江碰撞，溅起灿烂星火无数，却终没有至臻至善，或许亦因硝烟战火带来的颠沛流离。

从先秦至近代，四次南北交融让镇江成为典型的移民城市。这是我们通常对镇江的认知。但认真研讨历史，无论是永嘉南渡，还是两宋南迁，大规模北人南下，镇江移民聚集确实为最。但问题是，镇江也只是南渡后的第一站，是稍事休息的中继地，颇多实力家族，往往继续南行，至苏锡、至湖杭，乃至绍甬，然后定居扎根。毕竟，镇江是要打仗的或者说时刻为战争而准备着，所以，生活，还得再南方一些。

如是，我们或可理解，镇江并不是真正的移民城市，因为，“移”的下一步就是“居”，是要扎根的。镇江，更本质上说，或是一座流动的城市。因为，“流”的意义代表还要“徙”，可以是再度南迁，更渴望北归家园。证明就是镇江的一个古地名——南徐州。纵是此地重建了家园，想的仍是再归故里。

如是，体现在文化上。文人墨客们说江南时，是惬意生活，是“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但当他们来到镇江，纵然满眼江南风光，却总是江山北望，譬如陆游，“烽火未息，望风樯战舰在烟霭间，慨然尽醉”；再有辛弃疾，“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即使清朝的龚自珍，到了镇江，激起的亦是国运情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是历史赋予镇江的特殊标签，是英雄长歌、热血咏叹，是区别于世间别处的独特风骨。但B面，恰如王安石的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江南虽好不如归。于是，落在百姓生活，就是淮扬菜、扬剧、扬州评弹……就是一座江南城，却对面食有着倔强的热爱。

和平年代，远离了战争，镇江却也依然“流”性不改，因为，“吴楚要津，七省粮道，漕运咽喉”。《地方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文章《华洋杂处下的西津渡：19世纪京口江岸区域的社会秩序》中这样写道：“镇江本地商品生产并不丰富，其区域中心市场的地位主要体现在转输功能上，史载言：‘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转移百物以通有无’。”如是，孕育出的正是码头文化。

民是“流族”，业为“转输”，官则是旅人过客。以北宋为例，仅神宗熙宁（1068～1077年）年间，先后任润州知州的就有：李宾、宋迪、李及之、沈衡、陈经、孔延之、陈琮、滕甫、孙觉、王安礼等。任期最长的是王安石，也仅约三年。南宋亦然。据《嘉定镇江志》转引《夷坚志支集》称，知或兼知镇江府的时间大多都只数月，任期在两年以上者甚少。所以，纵然他们在镇江留下多少精彩诗篇、做出多少济民功业，亦包括有过多少壮怀激烈，但依然得说，他们，并没有扎下根来。即使如沈括，最后定居镇江，亦是官场失意，决意隐居，这也不是扎根。还有苏颂，亦如是。

于是，我们或许终能理解，为什么，三千年的镇江，赋予我们深邃而灿烂的文化星河，但今日的镇江人，仍有“没有文化归属感”的感受。但这与古人无关，恰是今人的使命。因为，最不江南的江南城市，已然赋予镇江最丰富的内涵、最独特的气质、最傲然的风骨；甚至，镇江特殊的经历，使江南这片土地，以及中国人生生不息的历史，显得更富意味，更可触可及。

凝城市之魂，聚万众之心，必须切准文化的根脉。直面镇江文化“流”的特质，我们或能够真正与古为新，然后，文心化境，“嬗变蝶变”，于困境处坚韧不拔，在低回处百折不挠，以大江大河的气魄，争得新时代的城市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