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 翔
上周一篇《都名“扬” 何时“镇”》,还是激起了一些涟漪。有读者回应曰:“镇江人没有文化归属感,也没有文化自豪感。这是我们和苏锡常相比巨大的缺憾。”
这似乎是矛盾的。因为,镇江,素以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著称,是国家认定的历史文化名城。三千年的镇江,赋予我们深邃而灿烂的文化星河。但这又确实是现实模样,星河再璀璨,它是挂在天上的。落在地上,落到老百姓的市井生活中,却是一番“散装”。我们听的家乡戏曲,曰扬剧、曰扬州评话,包括扬中人则是听锡剧;我们吃的家乡菜,名淮扬菜系;还有我们说的家乡话,主城区是江淮官话中的淮东话又曰扬淮方言,三个市却各说各话,句容是江淮官话中的淮西话或曰宁庐方言,扬中是江淮官话中的泰如片又称通泰方言,丹阳则属吴语区。文化自豪感,当然是有的,却是各有各的;文化归属感也是有的,也是各归原籍。文化的散装,却让我们的城市始终无法提炼出一种能够呈现当地鲜明文化特色的地域文化身份标识,自然造成了地域文化身份认同上的焦虑和迷失。以至于,当城市提出“市域一体化”发展规划时,却让人总感觉是提得小心翼翼、说得遮遮掩掩。
地方文化格局形成,当然与镇江在中国历史演化进程中的位置密切相关。从先秦至近代,北方文化四次较大影响的南下,终让曾经是吴文化发源地之一的镇江,成为一座最不“江南”的江南城市,镇江的地方文化更多地呈现出移民文化的特质。用我们镇江人的民间说法,即码头文化。移民是人的流动,码头是货的聚散,或许这就是镇江“散”的根源。
但并不绝对如此。譬如深圳,当今中国最典型的移民城市。《文物之声》今年曾刊发文章《深圳文化的创新基因与历史根脉》。文中如是写道:“我很喜欢‘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口号。从考古角度观察,‘来了就是深圳人’至少包含三方面含义:首先它是‘深圳人’客源的客观描述;其次它是对深圳文化构成的历史概括;此外,它还解释了为什么深圳文化具有创新的基因。一群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面对新的环境、新的你我,除了融合与创新,还有其他选择吗?站在改革开放的原点看深圳历史,向前是40年,往后是7000年……深圳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来了-住下-融合-创新。一切都那么自然。多元与创新是深圳文化的固有禀赋。”
毋庸置疑,深圳人对深圳,是有着深深的归属感与自豪感。而那句“向前是40年,往后是7000年”恰揭示了其归属感与自豪感的来源,正是——今人的创造。亦如一句俗语:“敲碎一个我,打碎一个你,和水成泥,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这个新的你和我,当然是百分百的属于新城市,当然会百分百的自豪于新城市。
《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于镇江入选东亚文化之都候选城市之际,出刊《美丽中国5期镇江特辑》。阅读其中文字,却陡生遗憾。文中言“镇江的山,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包括江南佛教圣地——金山、书法爱好家的天堂——焦山、追溯三国情怀的圣地——北固山。遗憾却是,佛教中的“水陆法会”起源于金山寺,但今日的世人,还能时不时在金山寺有此体验吗?焦山碑林是仅次于西安碑林的中国第二大碑林,《瘗鹤铭》有“大字之祖”美誉,但今日的镇江孩子,有多少感受到中国书法的美?北固山上,无数著名的三国故事上演,但今日的游客,又能在北固山感受多少三国情怀?如果这些,都能够打造出符合时代趋势、满足今人需求、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的文化新供给,我们又何愁镇江的文化归属感与自豪感,更何愁镇江文旅火与不火。
事实上,镇江的历史文化资源又何止“金焦北固”三山,但问题恰在于,它们,依然“躺”在典籍文献中,只在“活”在讲座讲话里。恰如《都名“扬” 何时“镇”》的另一个读者回应:“地域文化遗存的开发,保护和利用,亟待多角度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文化是需要薪火相传的,但只知传承,只有怀旧,文化则是“死”的,“死物”怎能给今人以归属感与自豪感。“活”的文化是需要嬗变蝶变的。譬如成都,它的休闲文化,曾经是“城市充满了慵懒、闲散和颓废的气氛”和“人则游手好闲”,但嬗变蝶变之后,却已然是“优于生活,长于兼容,勤于服务,敏于时尚,娴于文化,精于品位”,并以其独有的魅力在城市中国的版图上喷薄而出。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中有言:“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