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翔

■摘要

企业发展要“不找市长找市场”，政府招商当“盯老板更盯市场”，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服务体系取胜。

深圳没有名牌大学，也没有国家级研究机构，但是在改革开放中，深圳高科技企业却蓬勃发展，成为全国领先的创新型城市。是什么原因成就了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辉煌？公众号“招商引资总参”近日刊发了深圳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在一次会议上的演讲。张思平演讲中的一句话，颇让人有感，甚至被公众号小编摘出来做进了文章标题。这句话就是：“凡是天天找市长，向政府要政策的企业，或者采取各种方式，甚至不择手段去争取政策资金支持的科技企业没有几个最终成功的。”

于是，想起了上世纪一个颇具标志性的口号——“不找市长找市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企业大多数为吃皇粮的铁饭碗单位，资金是国家安排的，生产计划、供应和销售也是国家安排的，一切问题都是只找“市长”不找“市场”。改革开放初期，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对国有企业冲击巨大。当时，企业必须转变观念，原材料供应要靠自己采购；产品靠自己销售；包括资金方面，银行也在向商业银行转型，当时叫“断奶”。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变。与这场涅槃重生相伴随的，就是那句话——“不找市长找市场”。

事实上，市场经济下，“找市长”，企业或能有“一时之利”，却无法获得真正的发展，更不用谈产业的辉煌。张思平在演讲中就回顾了上世纪深圳以“市长”之力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却“有心栽花花不开”的过程。包括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国内最早的科技工业园，80年代末组建的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赛格集团，还有90年代重组的深圳市属国有企业规模最大的特发集团。张思平说：“试问本世纪以来深圳哪个高科技产业、哪个知名高科技企业、哪一代高科技产品，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按照产业规划和政策发展起来的？华为、中兴不是，腾讯不是，大疆更不是。可以说深圳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大都依靠自己的创造力，在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下，经历了千辛万苦和曲折磨难而逐步成长起来。”这恰是“不找市长找市场”。

“不找市长找市场”，另一个层面的实例，则在浙江。改革开放之初的浙江，发展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从正面回答能不能做生意、能不能办市场开始的！从温州“八大王”的绝地逢生和义乌农妇的“当街摆摊”开始，解放思想之后，浙江的专业市场一路崛起，星火燎原，以至于我们说起浙江，常常把他们叫作“市场大省”。办市场，只是一个有形的载体，载体背后的市场经济本质带来的思想洗礼、观念更新，才至关重要。今年3月，第六届世界浙商上海论坛暨商会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举行。浙商总会会长、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会上发言时说：“浙商面对困难挑战不找市长找市场，总是主动面向市场找方法，在克服困难中不断实现新的发展。”可以说，浙江今日的经济活力如此生机勃勃，与浙商已然将“不找市长找市场”融入血脉基因莫不相关。

“找市长”还是“找市场”，王志纲在其书《大国大民》中一节“山东要向深圳学什么？”有精彩表述：“山东企业格外迷信政府，政府同样热衷于插手企业经营。由于缺乏制度的规范，政府的角色定位模糊，企业家也常常游走在灰色地带，起高楼与楼塌了都不过转瞬之间。只有当政界、商界和民间都认识到市场才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准绳，彻底激活市场的活力，山东才能真正走出停滞。”

这也就引出了“不找市长找市场”的B面思考，即当我们要求企业“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同时，“市长”发展经济，包括招商引资，又该如何发力？

其实，张思平的演讲中已有答案。张思平说：“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给了一些必要的支持，但总的来说政府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多少资金、提供大量土地，与对国有企业在发展科技产业给予的资金政策、土地等要素支持相比，对民营企业发展的直接支持是很少的。政府主要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服务体系。在这种市场竞争机制和良好服务体系的大环境下，深圳的民营经济经历了80年代起步，90年代成长，21世纪初随着加入WTO后的快速崛起，进而成就了深圳高科技的辉煌。”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服务体系”，这才是“市长”们该浓墨重彩着力的地方。于此，王志纲在纪念深圳改革开放40年时曾有一个比喻：“在生态学的概念中，维持一片湿地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在于保持好环境中千分之三的含盐量；同样的，如果把深圳比作一块大湿地，如何维持市场盐分的合适比例，是政府的主要职能。至于湿地的食物链如何构成，是鸟吃鱼、鱼吃虾、虾吃虫还是虫吃土，甚至鱼跳起来吃了鸟，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与政府无关，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的主角。但凡是政府用力过猛，结果往往会破坏生态；政府用力适当、无为而治、有求必应，无需不扰的时候，反而会出现充分的自由繁荣。”这个比喻的正面陈述则是——“相比国内大部分政府，深圳的特殊之处在于，形成了服务型治理模式，不与市场进行博弈，而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并在市场失语时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其实，近年来，“找市长”还是“找市场”，逐渐又成舆论的焦点。比如北京日报今年2月刊文《如何看“市长一个电话就解决”》，经济日报今年3月刊文《好的营商环境未必要找市长》。这既与当前企业经营遭遇颇多困境有关，亦与各地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相关，更直接关联到各地招商引资“拼”经济的成效。也所以，再引用一次张思平的演讲中言：“实事求是地说，没有深圳政府提供的高质量的服务体系，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也不会如此成功。”

这个体系，具体有五：建立和完善不同层次的为高科技发展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建立高科技产业服务的人才服务体系、建立以高交会为主要平台的高科技交易市场体系、建立以高新园区为平台的区域服务体系、建立以华强北为代表的为高科技产业服务的产品配套市场体系。或许，这才是我们发展经济、培育产业和招商引资最该发力的地方。